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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anchuan
出延川城，沿西北方向的永延线行八公里就到了双芽岔。双芽岔其名有岔道之意，从岔路口西拐，便进入百里青平川。
大山脚下有人家
从地形看，青平川活像一条细长的口袋，双芽岔是口，张家河村连同现在已是废村的杨家洼就是口袋的底了。延川土话一般把底或尽头说成“掌”，比如把窑洞的最里面说成“窑掌”，沟的尽头说成“沟掌。”如此，张家河与杨家洼也常被称作“川掌里的”。其实这两个村子不光是青平川的尽头，也是延川县的西界，与宝塔区的五羊川接壤。
后弯里，是村子的中心
这个张家河就是我的老家。老家虽然是窄沟旮旯里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小时候却觉得它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世界。那是因为贫穷闭塞——像我，在十五岁之前都没有去过县城。村里的同龄人，一般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到三十多里外的永坪赶过集。许多老辈人，一生没到过县城。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仅延川县就有四个叫张家河的村子。在中国有数不清的村庄，名字的来历同张家河一样，由最早居住者的姓氏和地理地貌组合而成：李家山、王家峁、周家湾、刘家渠、高家畔……都是一个模式。有年去青木川玩，途中竟然发现一个也叫张家河的村镇。同游者说，看人家这个张家河，山青水秀的，比你那个灰土扑尘的老家好太多了，干脆就留在这里过后半生吧。知道是句玩笑话，可心里不由地想：这个张家河再好怎么能和我们的张家河比呢！一个人与故乡的情感，实际上远远超越了“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穷”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
说是川，其实青平川更像一条沟，一条深沟。沟两侧有侧沟，侧沟里有更小的毛沟。如果把深沟看成是一棵树的主干，侧沟、毛沟就是枝干和小分支，而那些村庄就是枝丫上的果子了。我们村这颗果子结在最高的树梢上，枝条自然细，沟道也更窄，窄到居住在沟两侧的人家出门面对的就是山，站在自家的硷畔上也能和沟对面的人拉话。沟窄也显得山高，不过那山也真高，在《延川县志》的高山名录中，我们村的猩猴峁以海拔米的高度名列前茅。整个延川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像我们村随便哪座山海拔都在千米之上。山高沟窄，也意味着平地少，坡地多；土地的贫瘠则预示着种庄稼投入大，收成小。不说别的，单说到距村四五里远的山上干活，光给地里走就要耽误不少功夫。听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来村里插队的北京知青给家人写信说，每天早上要挑着七八十斤重的土粪，送到海拔一千多米高的山上，才能回来吃早饭。这样的家书肯定使父母难过和不安，也会感叹陕北人生存的艰难。
后弯里的这棵杜梨树有几百岁了
这样的山对我和小伙伴们来说却一点也不觉异样，我们从小爬山上洼、钻沟溜崖，寻猪草、挖药材。学校放了寒暑假，不是要给山上干活的大人送饭，就是放牛放羊。我们的生活处处和这些山有关系，甚至我们的学校也建在半山坡上。因此，爬山对于我们不能说是健步如飞，也差不多称得上如履平地了。村周围没有一座山，我们没爬过。哪座山上有几个坡，有几道弯，闭上眼睛也数得见。哪座山的崖畔上有木瓜，哪座山上有蛇莓子，哪座山峁有棵杜梨树，那也是一清二楚。
和尚峁山
这些山是那么的亲切，山地里的庄稼养活了我们，山上有我们一家人、一村人的光景，有我们的牵挂，也有许多吸引我们童年的东西。现在让我说说那些山的名字吧，就像给你介绍村里当年亲密的伙伴：脑畔山、寨子山、和尚峁、小鏊山、田家山、鲁家湾山、米淘山、灰条山……时隔多年，每一座山的名字依然那么的熟悉，每一座山都能勾起一堆回忆来。先说脑畔山。脑畔山底下的前庄里，一片枣林掩映的圪崂里住着一个姓鲍的老婆，一生无儿无女，抱养了一个男孩。那男孩叫来生，十五六岁时在脑畔山砍柴，没操心就从崖畔上掉下去摔殁了。来生刚走的那段日子，过去在山里不知惧怕的我，一个人再爬上脑畔山时，不由的慌乱起来。望着那些熟悉的崖畔，脑子里蓦地闪现出来生被人抬下山的场景来，联想到人的脆弱，联想到灾祸的可怕和生命的无常，联想到我爷爷常说黄土吃人不眨眼的话，感觉心被一只无形的手给攥住了，越攥越紧。山上四处无人，寂静中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紧张的呼吸。就这样越想越怕，我不由得撒开双腿往山下跑去。
村里人爬的最多的山，要数鲁家湾山了。因为不光要到山上干活，这山还是通往外界的一条近道，翻过这座十里路的山，就到了过去的国道，是去延安或去更远的西安的必经之路。虽然走的人不少，路依旧是羊肠小道，一段贴着崖畔，一段又穿过庄稼地，一段在山梁，一段又在崾崄，山路就是这么潦草随意。有个笑话发生在这山上，说邻村鲁家湾村在山上种了几亩西瓜，我们村的人在山上收割麦子，酷暑难耐饥渴，几个后生歇息时直奔瓜棚，好一顿狂吃猛啃。毕，打着饱嗝儿记账——那年月人都穷，说穷就真连分文也拿不出。去瓜地、果园的时候，布袋子里装一半升玉米或者豆子，用最原始的交易方式——以物易物。也有吃了记账，到秋天打下粮再还。话说我们村的那几个后生，见看瓜的老汉不识字，自己记帐曰：×年×月，好人吃西瓜××斤。老汉到秋天收账时，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好人是何方神圣。这当真是个笑话，邻村的人即使叫不出吃瓜人的名字，也大概知道是谁家的儿子，或谁家的女婿。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张家河山上的地还和鲁家湾的紧挨着哩，给哪跑？
鲁家湾山是连接外界的通道，给我印象深刻的事好像都和命运有关。比如，十三岁那年，我考上了永坪镇的重点中学，周末回家，在山上碰上已经辍学的小学同学。一个多月前我俩还在一起念书，现在他已经像大人一样背着干粮袋扛着拦羊铲在山上放羊了。那个年月，学习不好只能受苦是很正常的事，但是那天，同学羞臊和落寞的神情还是深深刺痛了我年少的心！我为山里孩子的命运难过，为我们所处的现实难过。还有我到市里读书的那年，不知怎么搞的，第二天要开学了才收到通知。头天晚上匆匆准备了行李，第二天天气突变，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怕耽搁了学校报名，我怀揣着父母东借西凑的学费，挽起裤管，打着雨伞出发了。一个人在茫茫大雨中翻山下洼，竟然没摔跤，但肯定是一身泥泞地走进延安城的。还记得带着老婆第一次回老家，在小镇长大的老婆有点娇嗔地说，长这么大还没走过这么难走的路。我有些不高兴地怼了句：嫁到这村里，以后迟早会走习惯的，把老婆气得半天没说话。现在想想，这恼羞的背后其实是山里人的自卑，不愿意让人家说不好。
沟门
我们村的山上种的庄稼一般是小麦、豆类和荞麦。春种、秋收、夏除草，在那么高的山上干活没一样苦轻的。春天大风裹挟着细土，黄尘扑面。夏天无论是除草还是收割麦子，六月的日头似乎能把人烤焦，咽口唾沫都是苦的。你想找个阴凉处舒服一下，这样的愿望一般难以实现。一是农活紧，歇大劲了，本来一天能干完的活完不了，再来一趟，划不来。二是那时候树木太少了，干活的附近正好一棵树也没有。举目远眺，对面的山峁峁上倒是有棵树，孤零零地杵在那里。你要过去，先要下山，出沟，再爬上另一座山，翻上一架梁，转上两三个崾崄，才能到了树跟前。这样的成本与出发点简直是背道而驰了。其实真正的受苦人想都不会那样想，他们知道享福不叫受苦人，唯有像牛像马一样出苦下力气，才能填饱肚子。他们有时候也会哀叹说这就是受苦人的命，然后不再往下延伸，其实延伸也没有多少意义。
在山上帮父母干活时，常常胡思乱想，有时候觉得村里的大山就像围墙，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同时，也把一代一代的人圈在里面。有时候又觉得它像肩膀像梯子，不光能让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有志者顺着这梯子攀爬出去，说不准就改变了一生。
大滩沟
接下来我要给你说的是沟。我们村的世界就是由山、沟和住在其间的人组成的。山基本上以峁、梁为主，少有塬地；沟有川地，间或有点河地（水浇地），加之山脚下的坡面容易打土窑洞、有水源，人自然就都住在沟里。这样沟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比方临近的家族或村庄发生冲突，劝和的人就会讲：大家都是前后里沟的人，何必呢。沟在这里不仅是地缘，也成为划分或命名区域的主体。比如在我们村，以村中心的塌崖弯为界，村子分为前后两部分：农业合作化时代的一、二生产队位于后庄，被称为后沟的；三、四生产队自然是前沟里的。沟有大小，有分岔，俗称沟套沟。四队有条侧沟叫小豆沟，三、四队之间有条侧沟叫清明沟。过了住着二队大部分人家的后弯，再往后分岔成两条沟，一条叫正沟，住着二队剩余的人家。另一条叫鹿山沟，整个一队的人都住在里面。正沟又有南沟、杜家峁沟、挖儿子沟、灰条沟等几条侧沟。鹿山沟里面有条侧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桃花艳沟。鹿山沟沟口另分岔出一条沟，叫大滩沟。大滩沟是我们村最深的一条沟，大概有七八里长，里面还有合作化时代打下的一座大坝，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夏天放牛时，就能捎带着在里面玩水。我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的沟，实质上是因为假如绕开这些沟，将无法完整地叙述我们村的状况。我一直强调这些山和沟的名字，是因为担心——我们这代人以后，没有谁还会记得这些山这些沟的名字。它们尽管是那样的朴素，在后人眼里甚至什么都不是，但过去，它们千真万确都是有名头的，我们要给予它们应有的尊严。
清明沟
沟在冬天，秋庄稼收割之后就显得很荒凉，荒凉到一览无余，荒凉到让人觉得可怜，像瘦骨嶙峋的老人裸露着干瘪的肋骨。但是，到了夏天、秋天就不一样了。尤其是盛夏到初秋季节，走进沟里，那就是一个绿茂茂的世界：两边川地里的玉米、高粱挺着一人多高的身子，雨水和肥料足时，叶子绿油油地泛着光亮；很多年后，我看到靳之林先生画笔下的玉米地，深深地被震撼了——那玉米林，像一股旋转的绿风，像一团一团燃烧着的墨绿色火焰，像汹涌的水波。不由地感慨，大家就是不一样，一般人画形，二般人画象，靳先生画出了魂。万物有灵，庄稼遇到风调雨顺的好年头，像人一样活的恣意畅快，靳先生画出了玉米酣畅淋漓的快意。说到玉米，总是和一种菜蔬有着扯不清的关系，那就是豆角。好像豆角蔓儿只有攀在玉米杆上，才有了生气才生育能力特别的旺盛，才浑身上下丝丝蔓蔓到处缀着豆角儿；再看看地畔上南瓜、葫芦：花蕊吐香，引得蜂蝶飞舞；卷须如翼，似乎要腾空而起。沟里这样的丰收景象，让人心情好的都想唱两句什么。村里人一年来起早贪黑、吃苦流汗盼得就是这样的生活，盼得就是这样的景致。
小豆沟
在这个绿的世界里，还有路畔和夹杂在路上的草。野草横生的小路实际只有路的痕迹。没办法，那些蒲公英、打碗花、苦菜、水扁担、猪耳朵、艾草、蒿草，无论牛车的车轮，还是骡马的蹄子、人的脚，怎么踩踏，它们永远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充满了蓬勃的野性。
窄沟里的水流一般较细，细到没有声音，细到在草丛里或隐或现。这些涓涓细流从一条条小沟渠汇入更大的沟，沟在变宽变大，河也跟着变宽变大，最终沿着青平川汇入秀延河，再汇入黄河。沟里的水清澈，清澈到在阳光下通透明亮。夏天正午，在坡洼底下的小河洗澡，那河水亮到刺人的眼。那时候，我们村的地下水源和水质特别好。你在河边用镢头随便刨个坑，坑里渗出来的水，清冽爽口，堪比矿泉水。尤其是和尚峁庵下有一股山泉，水质通透，口感甜润。可惜后来被疯狂的石油开采污染了，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快速发展带来的通病。贫穷往往让人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可是，有些东西破坏了能恢复，有些恐怕只能存活在记忆里。而子孙后代怎么办，没人能回答得了这样久远的问题，也没有多少人这样想。
正沟里的水坝
在没动笔之前，我就告诫自己：如果出于对故乡的怀念，就一味地把它描绘成想象中的诗和远方，那我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所以我也想让你看到沟的另一面。就说沟里的路吧。由于河水绕着山脚自然地弯转，路要赶捷径，就要跨越弯道。打个比方，河流是弓，路就是弦。这样就意味着遇到一个弯，就要过两次河，我们村的沟道就像歌里唱的“山路十八弯”一样，一弯连着一弯，造就了每走几步路就要过趟河的奇观。好在那河，实际也就是小溪水，正常季节踩着置在水里的列石就过去了。遇到五黄六月，突降暴雨发了山洪，那就非要等洪水退了后，才能走。过去，常有赶集上会的人，遇到大山洪赶天黑退不了，只能就近投亲靠友了。一场山洪有时把河道给改了位置，相对应的路也跟着移位了。这也算不了什么，要命的是农历的正二月，天气渐暖，河道里冰和冻泥开始融化，那个泥泞难行，不光是人犯愁，就连手扶拖拉机这样的钢铁家伙也时不时陷到泥滩冻窟窿里，这时候的场景是：驾驶员急的呲牙咧嘴手忙脚乱，拖拉机的发动机歇斯底里吼叫着，排气筒黑烟端冒，一只轮胎眼看着出来了又陷进去，如此反复就是无法出脱。这个时节，你要骑自行车出门，也够呛。遇到过河先挽起裤腿，然后把自行车扛在肩膀上，还得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试探着走。秋天下了连阴雨，也是这副样子。不过那时候，可以把鞋一脱，挽起裤管赤着脚片子走，倒也利索。所以像我们沟里人，过去到永坪这样有柏油路的川道去，脚上总是沾泥带土的，人家一看就晓得是沟里来的。有年，刚下了雨，我去永坪，路遇村里的几个婆姨也去赶集。翻过山，出了沟，要上到柏油路时，见一个婆姨从布包里掏出双干净的鞋来，换下脚上的泥鞋，顺手把泥鞋塞进路边的石头缝里。我那时大概十三四岁，被这爱好婆姨的智慧给惊呆了。尽管我没问她，也明白她返回时，顺便把鞋再一换，那泥鞋还是泥鞋，干净鞋还是干净鞋。所谓劳动人民的智慧，大概就是这样来的。
四队里的人家
不知是哪位文人骚客说，陕北深浅不一的沟就是黄土高原的褶皱。这个比喻怪形象的。我们村的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和全村的鸡狗猪羊、牛马驴骡就在这褶皱里上演着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花开花落、天道轮回。本来荒凉的山沟沟，被这鸡鸣狗咬、人喊马叫、炊烟袅袅、谷物飘香给闹腾的生气勃勃、热气腾腾。
炊烟袅袅，谁家开始做饭了
村里人祖祖辈辈被称作受苦人，受苦是他们的命，单从这点看，他们和牛马驴的命运似乎差不多。他们通常给人的感觉是皮肤枯暗、表情木讷、蓬头乍须、衣衫不整。你以为他们的生命就是这么干瘪和乏味，那么我要告诉你，你被自己的肤浅给骗了。其实，我小时候也曾这么无知。后来，我在村里长大的岁月里重新认识了乡亲们，也包括我的亲人们。先说我爷吧，这个一生先后娶过四个老婆，五十岁之前还是做了鳏夫的人，不光命太硬，土改还戴了顶富农的帽子，从此沉默寡言、愁眉苦脸成为他老人家永恒的表情。这样的表情给幼年的我传递的就是无趣和无能。到后来，才听父亲讲，我爷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能人，不光受苦是个好把式，还经常赶着牲灵走州过县做买卖，才挣下一份好家业。还说他民国年间当过兵打过仗。父亲的话让幼年的我半信半疑，我无法把电影上英勇的革命战士和眼前的我爷联系在一起。及到爷爷去世好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不仅真当过兵，而且是在中条山与日军血战到底的三万陕军之一。在这样血性的祖父面前，轮到我为自己羞愧了。
前沟的老贺，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爱说爱笑性格爽快的老头，年轻时竟然和另外一个人拿锄头砍死过持枪的胡宗南的逃兵。还有一个老汉原来竟做过土匪。陕北男人有汉性、女人贤惠，这似乎是共性特征，在我们村里的人身上我还看到了许多超脱平凡的光亮：鹿山沟的老白，是方圆有名的好石匠；我家对面的郭叔，是个手巧的木匠；后沟里的大妈会裁剪会缝纫，世平的奶奶会放血会艾灸会治病；完锤的爸是道情班子里吹管子的高手；老王没念过几天书，却能说会道，知天文，通地理，好像他那圆鼓鼓的脑袋里装满了智慧；三队的张凯叔会唱秧歌会唱戏；军红的大会杀猪会粉刷。前沟里的党生是打窑的好手，兵青是漏粉的行家，侯清是修机械的能人，黑皮是务果树的专家。老徐会烧砖，老任能编席，炭贵会擀毡，宁义会画像……就是这些看起来灰头土脑的人，你了解他们了就会发现他们生命的外在形态像朴素的黄土地一样，但是，就是这朴素里生长着坚韧顽强，生长着厚重洒脱。
鹿山沟沟口落雪了
我们村的人普遍勤劳，用土话说就是勤俭，有苦。尤其是住在鹿山沟里一队的人，一个比一个苦水好。秋庄稼一般锄两次草，鹿山沟的人锄三次四次。路遥说过“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这话千真万确，谁出的苦水多，谁打的粮食就多。我长大后发现，同样在青平川，那些比较穷的村子，村里的先天条件差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受苦人和我们村的比真是差远了。正是因为勤劳，有粮食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有永坪川的女子嫁到我们村。
我们村的人个性强是强，但一般都仁义，长幼有序，对待本家老人自然不用说，村路上碰上个外姓老人必以叔婶称呼问候。再穷的家户，有要饭的上门来，必以米面或饭食施舍。谁家有个急事，不用开口，三邻四舍都来了。我小时候玩弹火柴，不小心把院子里的柴禾给点燃了，火势越来越大，差点燃着窑洞的门窗。当村里有家正在办喜事，赶事情的人全跑来扑火。火扑灭了，我看见这些本来穿着新衣服赶喜事的人烟熏火燎的像电影《上甘岭》的 战士，他们有的头发眉毛都被火燎了，有的把手都弄破了。我被自己弄下的乱子吓哭了，那些帮忙的好心人走时却一再嘱托我父亲说，娃娃小不懂事，他们走了不敢打娃娃。过去村里谁家箍窑盖房这样的事都靠众人帮忙，不要花钱雇人。
我们村的人说话嗓门大，但都说理，吵架的头一句话，一般是质问对方：你讲不讲理？万一碰上不讲理的那就一个字：做！用拳头较量高低了。当时厮打的头破血流，过了没几天就没事了，山里人性子直，再加上一庄一院的，躲也躲不开，有什么也藏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村人口最鼎盛的时候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我凭记忆大概估算了一遍，那时村里大概有二百多户人家，八百多口人。加上五十多名来插队的北京知青和本地知青，那真是一副火热年代的沸腾景象。这景象和北京知青有着密切的关系。北京知青来后不久，有的就到学校当了老师，不仅改变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这些以清华附中为主的优秀学生，还提高了教学质量。学校的规模也大了，有一度时期，都有了初中。北京知青不光提倡科学种田，还搞农业机械化，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村里争取来手扶拖拉机、柴油发电机、打麦机，后来还弄来推土机、电影放映机。我们村成了全县为数不多的自己放映电影的村子。听说有的川道里的女子嫁到我们村，看电影方便也是一个由头。
村里走的人越来越多，碾子也空闲了
从八十年代开始，村里人和全国农民一样外出打工、供孩子上学，先是男人打工，女人种地，接着举家离村。就这样一家一家越走越多，留守在村里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偶尔回趟村，感觉山没原来高了，沟没原来深了，仿佛村子在逝去的岁月里被风干了，像那些逐渐衰老的人再也没有活力和生气了，心里难免隐隐作痛。但是我知道这世上肯定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情感，不为任何肤浅的感官所动，也不像后来越来越多的节日刻意而为之。它就像你揣在心里的一个人，或者你偶尔忘了的过去。但是，它时不时像梦一样就突然浮现出来了，让你知道：无论你在这尘世里活的多么的风光或者艰难，在它的面前，你不敢轻狂，也不该自弃，它是我们的本来。
（图片由在张家河村插队的北京知青王子敏夫人张萍拍摄。）
总编：杨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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