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父亲
走差
腊月二十九，是个晴天，刮着北风。我跟父亲去半塘走差。
半塘是个位于长江边的小渔村，不久前的一场火灾，使它一时间远近闻名。父亲挎着一只褪了色的蓝布包袱，沿着风渠岸河道边的大路走得很快。我渐渐就有些跟不上他。我看见他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坡的顶端，然后又一点点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父亲又在另一个大坂上一寸一寸地变大、变高。
最后，他停在了那个坡顶的大杨树下，抽烟，等我。
道路两侧的沟渠中结着冰碴。在起伏丘陵背阴一面的草窠中，星星点点的积雪尚未融化。四下里看不到什么人。灰灰的鹞鹰一路跟着我，时而扶摇直上，时而仰身停翅在云端。当它急速俯冲向下、掠过我头顶的时候，我能够清晰地看见它那纺锤般漂亮的腹部以及翅膀上的白斑。一眨眼的工夫，它又借着呼啸的北风，翻转急升，在朵朵新棉似的白云之间，变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铁屑般小灰点。
父亲是个好脾气的人。我不时停下脚步，望着天上的鹰，他一次也没有催促过我。等我走到跟前，他顺手折下一根杨树枝，帮我刮干净鞋底和鞋帮上的淤泥，然后蹲下身来，捏了捏我的手，对我说：“得走快点了。一会儿太阳出来，地上封冻一化，路就烂了。”随后，他忽然冲我眨了眨眼睛，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笑着说，如果我在他脸上亲一口的话，他就让我骑在他肩上走一段。父亲的许诺让我有些吃惊（那时我毕竟已经九岁了），但我还是乐意立刻照办。我跨在他脖子上，双手抱住他的头。有时，我也会淘气地突然蒙住他的双眼。即便在这时，父亲也不会生气。他只是嘿嘿地笑着，装着酒醉一般，跌跌撞撞地在路上扭着秧歌，并威胁我说：“再不放手，我们就要走到池塘里去了。”
在我们当地，父亲对儿子过于亲昵，被认为是一件极不恰当且有悖伦常的事。一般来说，呵斥、殴打或视而不见的沉默不语，是父亲向子女传达爱意的惯例。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我父亲在村子里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只要不妨碍别人，大伙都会听之任之，乐得眼睁眼闭。这倒也不是说父亲的社会地位有多么尊贵，或者拥有什么任意妄为的特权。村里人不屑于与父亲一般见识，恰恰是因为他长年背着一个令人羞耻的坏名声，似乎还不够资格成为一个“正常人”。在过去，村里人都叫他“赵呆子”。当我被人亲切地称为“小呆子”之后，父亲则被尊为“大呆子”，或“赵大呆子”。当然，有时候，人们偶尔也会称他为“大仙”——一半的原因，是父亲“赵云仙”的名字中，有一个“仙”字；至于另一半的原因，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太阳终于在砖窑高高的烟囱背后露了脸。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颤栗着，从窑头赵村的荒树间一点点地浮出来，顷刻间，天地绚丽，万物为之一新。与此同时，我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锣鼓声。有一阵子，当“咚咚锵锵”的锣鼓声被肆虐的北风刮得没了声息，我仍能听见村子里传来的鸡鸣。年关将近时，听到锣鼓声，那感觉与平时完全不同。它烘托出了节日的气氛，为本来毫无生气的山川、河流、村舍染上了悦丽之色。我提醒父亲，与我们同属一个大队的窑头赵村也许正在唱花集。父亲想了想，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那是大队干部在给各村的军烈属送喜报。快要过年了嘛！”
我知道，所谓的“喜报”，不过是一副春联，外加一封由公社统一印发的慰问信罢了。大队干部们敲锣打鼓，来到军属或烈属的家门口，给他们贴上春联，递上粉红色的慰问信，寒暄片刻，猛敲一通锣鼓，就算完事。年年如此。
果然，没过多久，窑头赵村前的池塘边上突然走出几个人来。他们从齐人高的枯苇丛中一个个地闪了出来，在通往外村的官道上走成了单行。高定邦、高定国兄弟走在最前面。他们一个敲锣，一个打镲。在他们身后，小木匠赵宝明胸前吊着一面大鼓，系着红绸的鼓槌上下翻飞，他打鼓的章法与他做木匠的手艺一样为人称道。宝明身后跟着朱虎平。他是大队救火会的会长——谁都知道，他们家的柴屋里趴着一尊神奇的水龙。据说一旦发生火灾，那老龙就会发出“呜呜”的悲鸣。朱虎平手里倒是有一面小锣，但他并不怎么敲，而是不时转过身去，与身后一个穿红棉袄的姑娘说笑。这个姑娘，我虽有点眼熟，却叫不出她的名字，似乎来自另一个村庄。
落在最后面的那个人，不用说，正是梅芳。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如果说我曾经深深地记恨过什么人的话，梅芳是唯一的一个。尽管我父亲自作聪明，加快了脚步，但仍然没能避免我们在两条大路的汇合点撞在一处。随着锣鼓声的骤然停歇，传来了高定邦那喑哑而威严的一声断喝：
“大仙！”
我感到父亲的身体猛地哆嗦了两下，马上就站住了。
“大早上不出工，你们父子两个，这是要去哪儿装神弄鬼啊？”还没等高定邦发话，他弟媳梅芳就抢先开了腔。你看，我之所以那么恨梅芳，不是没有道理的。她的话比茅坑里的屎还要臭。俗话说，新开茅坑三日香，可我从来就没听她说过半句入耳的话。她看人的眼神，就像用刀子在剜你的肉。
父亲的答话一点也不含糊：
“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今年八十岁，也是烈属。他是三十夜里生的，今天做九，我们去望望他。”
他的脑子里有的是说不完的瞎话，张口就来。听他这么胡编，就仿佛世界上真有“驼背老舅”这么个人似的。父亲的话，梅芳自然也不会相信。因此，父亲紧接着马上又补充了一句：“已经向德正请过假了。”
“你别成天德正长、德正短的，拿了鸡毛当令箭！”梅芳冷冷道。
大概是因为鼻子流血的缘故，高定邦的鼻孔里塞着一团草纸。这使他那张方方的麻子脸更显得凶悍。不过，这一回，他似乎并没有为难父亲的意思。他往前挪了两步，压低了声音，对父亲道：“你身上有没有带烟？”父亲赶紧从衣兜里摸出烟盒和火柴，讨好地笑着，给他递了过去。在高定邦点烟的那工夫，他弟弟高定国在一旁对父亲打趣道：
“昨夜老牛皋犯病了。天不亮我去看他，已经穿好了寿衣，搁在棺材盖子上了。有进去的气，没有出来的气。老哥替他算算，什么时辰归西？”
“高会计说笑了。”父亲不冷不热地支吾了一句，也给他递了一支烟，脸上那副巴结、胆怯的神色略显复杂。与定邦相比，高定国的模样显得斯文清秀一些，白白净净，戴着眼镜。他是我们大队的会计。
“哎，我说大呆子，我们家的那头老母猪，肚子大得拖在了地上，跟你说，连奶头都磨破了。你给算算，来年春上能生多少头小猪？几公几母？”那个穿红棉袄的邻村姑娘，也来凑趣。
她既然称父亲为“大呆子”，说明他们是认识的。她似乎对自己的玩笑话很是得意，笑着捅了一下身边的梅芳。可梅芳铁青着脸，没搭理她。
父亲的回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他朝那姑娘看了一眼，谦恭地笑了笑，一本正经地道：“行啊！你把她老人家的生辰八字报一报，我这就替你算算，来年春上，你们家会添多少小口。”
话音刚落，定邦就笑得喷出一股烟来，连嘴里的槽牙都露出来了。朱虎平、小木匠宝明也都咧着嘴笑。父亲给他们送上烟去，他们都欠身道谢。梅芳的脸上尽是鄙夷和不屑。她没有笑。
虽然我不太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有何出彩之处，但当我看见那个穿红棉袄的姑娘在众人的大笑中窘得红了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里倒也觉得解恨。这说明，父亲这个人，虽说生性温和、怯懦，但面对公然的羞辱，却也并非总是一味忍让。
等到高定邦吸完了烟，这伙送喜报的人再次打起锣鼓，朝魏家墩方向去了。太阳在不知不觉中升到了枯树之巅。化了冻的田间小路油黑油黑的，又酥又软。父亲拉着我的手，自己走在路的正当中，却让我踩着路边的青草走。如果路的一侧有池塘，父亲就把我抱到另一侧。好在这段田塍小路不算太长。我们穿过一块打谷场，绕过磨坊尖尖的山墙之后，又重新踅回到大路上。
我问父亲还有多远，他指了指眼前那条满是车辙的大道，对我说：
“顺着这条大路往前走上二三里，就能望见西厢门的牌楼。过了西厢门，就是东厢门。然后，就会看见一道长长的山墩。山墩中间有一个方方的大洞。穿过大洞，就可以看见一条小河。河对岸有一个乱坟岗，那是这一带有名的狐狸窝。小河上有座石桥，只有一边有栏杆。过了小石桥，沿着河岸往北去，再走上三四里，就能看到半塘村头的那棵大白果树了。那棵树，有六百多年了吧？早就枯死了。听人说，这棵树是东海舰队飞机的识别标，所以不准砍伐。”
“我们能看见狐狸吗？”
“这可说不准。”
“你给算算。”
父亲忽然停下了脚步，回头斜睨了我一眼，阴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笑容。他果然扳起手指头，闭上眼睛，表情夸张地算了起来。等到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用十分肯定的语调对我说：“会看到的。有两只。一只白狐狸，一只红狐狸。”
“真的吗？”
“真的。”
这时，父亲突然毫无来由地将我揽入怀中，在我的额上亲了一口。随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有点令人费解的话：“办完了今天这件事，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就要好过多啦！”
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父亲大清早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赶往十里外的半塘，似乎并不是去给人算命，而是在办一件足以改变他未来命运的大事。
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我父亲是一位算命先生。
我们当地的算命先生，根据其手法和仪轨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最为普遍，算命先生一般是瞎子，或是伪装成瞎子的人。通常，他们依据你所报上的生辰八字，推算你的命理和定数。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双目失明，触发了天眼的开启——他们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事物。当一个瞎子翻动着满眼的白翳，端坐在你面前，说着瞎话，为你预测未来时，你那颗悬着的心往往会陡然安静下来，对他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信赖感。这是因为，瞎子那特殊的神态（沉思中透出安详和警觉），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位智者。只要你把瞎子和聋子的神态比较一下，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
第二类算命人，我们通常称为相面先生。他们通过看面相，预知祸福灾祥。这里所说的“相”，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长相之外，还包括骨相。骨相可以看，也可以摸。摸骨者通常是男性，他们服务的对象十有八九都是急于想知道命运底牌的庸常妇女。摸骨算命法容易招人物议，其实并不难理解。我们当地最有名的摸骨师是一位还俗的和尚，名叫吴其麓（他出家时的法号是“惠明”）。他在一九五三年以流氓罪被人民政府判刑八年，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请他摸过骨的“老鸭子”回忆说，惠明法师替人摸骨时，确实不太规矩，“不该摸的地方，他也乱揉乱捏，弄得人脸热心跳，好不害臊！”吴其麓的最终被捕，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第三类算命法，可称为“黄雀叼牌”，如今已经失传。算命先生将预先写有“吉凶休咎、富贵穷通”的命牌（一般由竹、木制成）平铺于桌上，然后从鸟笼里取出一只黄雀，交由问卜者放飞。一个人的命运如何，最终取决于黄雀会叼起哪只命牌。实际上，这种算命的方法，不过是“求签”的一个变种。“黄雀叼牌”的失传，据说是因为捕捉和训练黄雀的过程，实在过于费事。
最后一类，也就是所谓的“灵童扶乩”，在我们那一带较为少见（在整个童年时代，我也只见过两回），这里略过不提。
其实，在我们乡下，所谓的算命先生，也不限于以上四类。如果我们把走村串巷的测字者、龟卜者、阴阳先生、风水师、画符的道士都算上的话，你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在我父亲的幼年时代，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乡村环境中。这可以解释，我父亲早年在上海虹口的一家南货店当学徒，快要满师时，为什么会突然投到一个名叫戴天逵的命相师门下，干起了算命这个行当。
我父亲算命的方式，可以归入第二类。也就是说，既看相，也摸骨。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并不怎么忌讳自己算命先生的身份。在他给我讲述的“睡前故事”中，关于他师傅戴天逵的种种灵异传说，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推测，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出于他的虚构，目的仅仅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换取我对他懵懵懂懂的崇拜。
那天上午，在跟随父亲去半塘走差的途中，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老牛皋今天到底会不会死？”
本来，父亲尽可以用“也许”“可能”“说不定”一类的字眼来打发我，但这回他好像不屑于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了事。“哦，牛皋！”父亲说，“他已经死过三次了，对不对？这一次跟以前也没什么不同。他就是作死。等过完年，你就会看见他好端端地坐在门前，嗑着瓜子，晒太阳。他死不了。”
父亲跟一个在路边拾狗粪的老头打了招呼。两个人隔着一片桑林寒暄了几句。老头显然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话，他笑眯眯地打量着我，随后感慨道：“有些人看着要死，偏偏死不了。而另一些人，活得好好的，没病没灾，说死就死。本来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一眨眼的工夫，就蹬腿翘了辫子，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啦。”
父亲客气地表示同意。
琢磨着老头刚才的那番话，我心里忽然生出了一个不太健康，甚至有些恶毒的念头。我对父亲说，今天晚上，当我们从半塘回到村里，要是听说梅芳突然蹬腿死掉了，那该多好啊！父亲立刻止住脚步，转过身来，板起面孔，严肃地望着我，轻声问我道：“你就这么恨她？为什么？”
我说我就是恨她，没什么原因。我就是巴望着她忽然死掉，立刻死掉。
父亲愣了半晌，摸了摸我的头，沉默了许久，这才对我说：“其实，她是一个可怜人。这人命不好。”
很多年以后，到了梅芳人生的后半段，当霉运一个接着一个地砸到她头上，让她变成一个人见人怜的干瘪老太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父亲当年跟我说过的这句话。唉，人的命运，鬼神不测，谁能说得清呢？
我们穿过山墩下的那座方洞，走上了一边有木栏的石桥。我对父亲的神机妙算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我看见河道对岸的乱坟岗中，一只狐狸拖着长长的尾巴，正在蒿草丛中快速穿行。狐狸只有一只，与父亲所推算的“两只”大有出入。而且，这只狐狸既不是白色的，也不是红色的，而是浅灰色。它肚子滚圆，毛皮油亮，看上去有点憨痴，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狡狯。它跃上一座坟包，傻傻地、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像是在思索着什么玄奥的问题，又像是在问我们：
“哟，瞧这父子俩！着急忙慌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半塘
虽说只隔了十里路程，半塘的风光、景物，乃至说话的口音，都与我们村有着很大的不同。低矮的泥墙茅舍隐在一片片竹园之后，数不清的港汊沟湾，将整个村庄分割得七零八碎。村庄和长江的岸堤之间，有一大片亮汪汪的水沼，长满茂密的芦苇、红柳和菖蒲，犹如一面被打碎的巨大镜面，在中午的艳阳之下，泛着银灰色的波光。枯树上的老鸹嘎嘎地叫着。家家户户的房舍，都隐没在竹林的深处，较为显眼的，反倒是屋后用芦柴秆围起的茅缸。我们刚进村，就看到了一个胖婶子从茅缸上露出的大白屁股。
父亲说，到了仲春，等到村里的桃树、梨树和杏树都开了花，等到大片的柳树、芦苇和菖蒲都返了青，江鸥、白鹤和苍鹭就会从江边成群结队地飞来，密密麻麻地在竹林上空盘旋，那时半塘就是人世间最漂亮的地方。他还说了些别的。比如，坐在院子的老槐树下喝茶，就可以看到江边大堤上露出的尖尖帆影。再比如，半夜里躺在床上睡觉，都能听见江里的摇橹声和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船工号子。他这么说，无非是想告诉我这个村庄离长江有多么的近，但却在不经意间泄露了一个秘密，让我既惊讶又疑惑。怎么说呢？就好像他曾经在这个村子里住过很久似的。
请我父亲去算命的这户人家，位于村东头的一块高地上。院子里确有一棵老槐树，它高出屋檐的枝丫在北风中瑟瑟抖动，已经快要碰到屋顶发黑的茅草了。大概是担心大风会把屋顶的茅草卷走，上面胡乱压了几块青石板。门上的对联还是旧年的，在日晒雨淋中，褪尽了红色：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个穿蓝布褂的妇人，大约四十岁，坐在槐树下的一张矮凳上纳鞋底。这人窄窄的脸庞，头上挽着一个高高的发髻，脸上黄恹恹的。大概是家里刚死了人的缘故，白布鞋子上缀着一朵红色的绢花。怎么看，这个女人都有些面熟，想了半天，我终于记起来：她似乎和我们村的赵锡光先生沾着点亲，四时八节，她时常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来村里走动。
一看到我们进了院子，她就把麻线飞快地绕在鞋底上，从矮凳上站起身来，笑容还没来得及从脸上退去，就开始抹眼泪。这也难怪。不知是如何冲犯了太岁，在过去短短的一年中，他们家的三个男人先后离世。先是七十来岁的公公无疾而终；然后是她丈夫——他在去江北运米的途中翻了船，尸体在三十里外的沙港被人捞上岸来的时候，已经发了臭；再接着，就轮到了她十九岁的大儿子。关于她儿子的死，有多种说法。即便是我父亲，对于其中的曲折也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这等于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家的人口陡然减少了一半。这样的事当然不同寻常。
半塘寺的一个瘌痢和尚，被请来算命。他认为问题出在一个名叫春琴的女孩身上：颧骨太高，泪堂太深，嘴唇太薄，腰身太细，仪态太过妖媚。他的结论也有些吓人：这户人家命中注定“不存男丁”。言下之意，最小的儿子恐怕也保不住。“如果是在旧社会，事情倒也好办，”瘌痢和尚卖关子说，“让这个小把戏跟我去庙里做和尚，我保管他无病无灾，寿比彭祖。可如今是新社会，不兴出家的。”妇人一听慌了手脚，跪在地上向他苦苦哀告：“一切但凭师父做主，好歹替我保住这点骨血。”
我们进门的时候，那个被瘌痢和尚目为“灾星”的春琴，正在堂屋的一角摇着纺车。她穿着一件男人的老棉袄（很可能是她父亲留下来的），不时抬头朝我们踅探，目光既胆怯，又充满警惕，带着一丝明显的厌恶和恨意，与她母亲对我们过分的亲昵和热情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妇人端来饭菜，招呼我们上桌。她往我碗里夹了一块豆腐，不住地催我快吃。可我不安地瞅了瞅父亲，坐在那里没动。我之所以迟迟没有下筷，当然不是不饿。我瞥了一眼墙边供桌上袅袅上升的烟柱，又看了看碗中的白米饭（上面隐隐约约落着几点香灰），颇有点疑心，这碗饭是刚刚从祭奠死人的香案上撤下来的，心里有点忌讳。不过，在父亲严厉目光的敦促下，我不得不横下心来，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饭。
在四仙桌的另一端，坐着一个羸弱的小男孩。大概就是春生。年纪似乎和我差不多大。他拢着袖管，伏在桌子上，面色苍白，看人的眼神泛着虚光，连喘气都有点吃力。他嗓子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像风箱一样呼呼有声。
为了在父亲算命时把春生支出去，我们刚吃完饭，妇人就把他拽到自己的两腿之间，摸了摸他刚刚剃过的小脑袋，又在他背上抚了两下，柔声细气地对他说：“宝啊，听妈的话，你带小哥哥到外边去玩吧。别去水边，当心温家的狗。”听她这么说，我正求之不得。说实话，在我那样的年纪，置身于这样一个光线暗淡、鬼气森森的屋子里，要说心里一点不害怕，恐怕也不是事实。
在路上，春生告诉我，自从庙里的瘌痢和尚来家看相算命之后，他的名字被改成了文绉绉的“绍祖”，相反，姐姐春琴的名字则被改成了比较俗气的“锁娣”。母亲挨家挨户向村里人通报姐弟俩改名的消息。有事没事，她总爱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叫着拗口的“绍祖”和俗气的“锁娣”。若遇到有人叫他们原名，母亲则不厌其烦地予以更正。不过，这么做的效果极为有限。村里人叫惯了老名字，一时半会儿是改不过来的。他们仍叫姐弟俩春琴、春生。他们的新名字被母亲一个人独自叫了两个月之后，终于弃用。最直接的原因，正是腊月初五晚上半塘寺的那场大火。瘌痢和尚被大火烧成了焦炭。既然他无法让自己免于一场火灾，他所吹嘘的法术和禳解秘技，自然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我猜测，这大概就是我父亲最终被请出山的原因之一吧。
春生本来想带我去江边看船。我们沿着苇丛中的一条小路，没走多远，路就断了。大约两丈长的路面，浸泡在浑浊的江水中。我和春生都穿着棉鞋，根本过不去。我们只好回到村子里，循着猪叫的方向，去了一个名叫温德林的人家，看杀猪。等到那口肥猪被人吹足了气，正要烫毛时，春生忽然说，他受不了那股热烘烘的膻腥味，有点想吐。我们就去了村里的打谷场，和几个年纪稍大的孩子玩了一会儿陀螺。最后，七转八转，就转到了村前那座被大火烧塌的寺庙前。
据父亲说，半塘这个地名的由来，大概是因为“这个江边的小渔村，有一半都是水塘”的缘故。可是春生的说法略有不同。半塘很有可能是因寺庙而得名——这座寺庙，有一半建造在宽阔的水塘之上。一九七一年八月，为了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五周年，这里举办过轰动一时的游泳比赛。我们村的“小武松”潘乾贵，在一百二十多名游泳好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池塘对岸是开阔的麦地。在麦地尽头，隐隐现出一带灰蒙蒙的大村庄。那个地方名叫“竹箦”，虽然近在咫尺，但已经属于丹阳县地界了。
春生说，刚解放那一年，庙里的十多名僧人，一夜之间全都跑光了，庙产连同周围的土地全被没收，只剩瘌痢和尚一个人看门。这座寺庙后来成了大队的蚕房，有时也在那儿开社员大会。失火那天晚上，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来救火，光是水龙，就来了十八尊。春生由姐姐领着，远远站在高高的船闸上，眼看着天王殿、伽蓝殿和药师殿，一座接着一座被烈焰吞噬，最后，整座寺庙只有东边的山门得以幸存。瘌痢和尚连同被烧死的另外三个人，都被埋葬在寺庙后的一片竹林里。
我知道，半塘寺失火的那天晚上，朱虎平和他心爱的水龙一定也在其中。
我们绕过瓦砾中残存着的矮墙，穿过倒伏的椽子，来到伽蓝殿前被火烧焦的两棵柏树边。“你会不会有点瞌睡？”春生忽然这样问我。
“怎么会呢，天这么冷，怎么会打瞌睡？”
“你闭上眼睛试试。”春生固执地让我在台阶上坐下来，背靠烧焦的树干，笑道，“凡是来到伽蓝殿的人，只要闭上眼睛，马上就会做起梦来。”
我有点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瞅见他嘴角虚弱的笑容中满含怂恿和期待，就闭上了眼睛。我听见风从树梢上刮过，长江上的汽笛声在很远的地方响起。我听见黄鹂和乳燕在枯树林中啼鸣，那声音脆脆的，碎碎的，使得这个已成废墟的禅林更显阒寂。有两个女人，不知在什么地方高声说话。当然，我也听见了春琴正在呼喊她弟弟的名字。
我睁开眼睛，除了微微有点头晕之外，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春琴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她站在山门边上向我们招手，身后是正在西沉的落日。她仍穿着那件男人的老棉袄，腰上随便绑着一条布带。皱巴巴的棉裤明显短了一大截，吊在身上，露出了小腿和脚踝。她的脚上穿着一双脏兮兮的“解放”牌球鞋，也是男人的。或许是父亲在算命时说了什么不太入耳的话，春琴气咻咻的，满面怒容，不太愿意搭理我。她一把拽过春生的手，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领着她弟弟，头也不回地走了，把我一个人撇在了原地。
回家的路上，天已经黑了。晚上封了冻，四下里寒气逼人。走在硬邦邦的大道上，一路都是冰碴“吱吱嘎嘎”碎裂的声音。我们只花了来时一半的时间，就已经回到了风渠岸的河道边。
我跟父亲提到了春生让我做梦的事。父亲解释说，这座半塘寺，自宋代修建以来，一直香火不断。但这座禅寺真正的奥秘，藏在祈梦的伽蓝殿之中。传说中，每个进庙烧香的人，只要一踏进山门，就会昏昏欲睡。他们由小沙弥领着，来到伽蓝殿，席地而卧，几乎立即就会做起梦来。在梦中，“你不仅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也能看见未来。一生的吉凶祸福，都在其中”。
父亲说，他在七八岁时，跟着我奶奶第一次去半塘。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末午后。他陪着奶奶，在伽蓝殿的一张草席上睡了一觉，“还真的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坐在一条小船上，水底也倒映着一条船。岸边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水里也倒映着积雪。天上浮动着白云，水里也倒映着白云。一个尼姑坐在船头，背对着他。他一直看不见她的脸。父亲说，他正是跟着南货店的一个名叫汤四宝的伙计，去曹家渡找人圆梦，才遇见他后来的师傅戴天逵的。我正想问问戴天逵是怎么跟他圆梦的，那个坐在船头的尼姑到底是谁，父亲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来。他有点得意地对我说：
“告诉你一件事，先不要往外说。春琴很快就要嫁到我们村里来了。”
说实话，这次跟父亲去半塘走差，并不怎么令人愉快。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回忆起这天的经历，都会伴随着一种浮荡虚幻之感，心里空落落的。不论是春琴家连死三人的诡异灾难，还是半塘寺瓦砾中的断墙残垣，都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因此，当我跟着父亲走到风渠岸边，闻到带着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气味，嗅到村里烟囱中飘来的草木灰香气，听到村子里那熟悉而温暖的舂米声，看见邻居老福奶奶手里擎着一盏油灯，在院子里“喔嘘喔嘘”地叫唤着，正在把母鸡赶入鸡窝，你一定能体会到我心里的宁静、踏实和甜蜜吧。
刀笔
每当凌晨，天色将明未明之时，我躺在阁楼的东窗下，伴随着叽叽喳喳的鸟鸣，时常能听见弄堂里传来的开门声。那多半是隔壁的赵锡光，去村头的燕塘边下网捕虾了。我懵懵懂懂地在心里骂一声“讨厌”，随着他的脚步声和可恶的咳嗽声渐渐远去，立刻又重新沉入梦乡。只要燕塘里不结冰，只要不遇上刮风下雨，张网捕虾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
老福奶奶说，河里的虾都听赵锡光的话，“没准他前世就是一只虾。”
谁说不是呢？夏日的拂晓，他趿拉着木拖，光裸着精瘦精瘦的上身（有时穿一件薄薄的黑色鞣革对襟马夹），手执长长的钓竿，胳膊上挎着几十张纱布竹篾网，在薄雾笼罩的池塘边时隐时现，怎么看，都像是一只成了精的大钢虾。
我们村前的这方水塘，被一道土坝分隔成上下两个独立的部分。上塘是村里人淘米洗菜、挑水做饭的地方；下塘则用来浣洗衣物，宰鸡杀鱼，处理一切不洁之物。这虽说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但到了我记事的年纪，村里的妇女们嫌下塘的码头过于简易窄小，也将衣物拿到上塘来洗。这样一来，下塘反而无人使用，久而久之，水中漂满了绿萍和水浮莲，码头也为青苔和荒草所覆盖。
赵锡光只在上塘下网。他用钓竿小心翼翼地将一张张绑着田鸡肉的虾网沉入水中，就算完事。随后，他哼着小调回到家中，照例是吸鸦片烟，睡回笼觉。等到太阳升得老高，赵锡光才会出来收网。捕来的虾，不论多少，都归他一个人享用。通常是加入姜丝、小葱，用花雕酒拌匀了，隔水蒸熟，中午用来佐酒下饭。赵锡光天生就有一个特别娇贵的胃，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是如此，装不得任何粗粝之物。只要一天不沾鱼腥肉膻，他就会打摆子生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据说，在饥荒最盛的那个年月中，赵锡光被逼无奈，在村中的祠堂里吃了几天的“龙糠粥”，就忽然生起病来，差一点送掉了老命。在赵锡光卧病竹榻、奄奄待毙之时，他的小脚老婆冯金宝，一路小跑来到了村西的龙英家。那时，龙英刚生下儿子小满。冯金宝好说歹说，让龙英给挤了满满一碗奶端回去，捏住他的鼻子直灌下去，赵锡光这才喘出一口气来。
去年冬天，这个龙英拿着月经带到上塘的水码头来洗，被赵锡光瞅见了，跳起脚来，一顿臭骂。生性胆小的龙英哭着认了错，可就这样，赵锡光还是觉得不解气，一脚将她踹入了水中。她被渔佬柏生救起后，曾发誓赌咒说：“死刀笔！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除非长江倒流，除非秤砣漂在水面上，永生永世，再不理你这老狗日的！”事隔不过一年，她又有了新的说辞：“反正小满一个人也吃不完，奶水白白挤掉也可惜，等于我多养了一个儿子。”
赵锡光本有两个老婆。临解放前，那位脾气暴躁的原配夫人，不失时机地害了场“瘩背”，一命归西。赵锡光原先住在前后三进的大院宅里，家中田地百余亩，还有两处碾坊，一处油坊。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善观天象的赵锡光，将碾坊、油坊连同百十亩田地，全都卖给了他“唯一的知己”赵孟舒。到了五二年土改时，只被定了一个中农。至于那位擅长古琴的赵孟舒，其命运说来令人不胜唏嘘。一九五五年盛夏的一天，他在被第一次公开批斗后的当晚，就在蕉雨山房服毒自尽，留下他那貌美如仙的年轻妻子，在村中任人糟践，落得一个“逢人配”的骂名。
对于赵孟舒的死，赵锡光是这样评论的：“我的那位老兄，别的都好，就是神经未免太脆弱了一些。”
因我奶奶的妹妹嫁给了赵锡光的三哥，说起来，我们家与赵锡光还算是沾着一点葭莩之亲。在吸饱了大烟而又无事可干的下午，赵锡光在教他孙子同彬念书的时候，也允许我和堂哥礼平在一旁陪着，多少识几个字。赵锡光有三个儿子。两个小儿子在南京“做大官”，同彬的父亲作为长子，则留在了
乡下。那两个被赵锡光称为“国家柱石，等同于朝廷重臣”的儿子，在省城究竟做了多大的官？村里人大多不明究竟。到了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在南京与他们见过一面。当时，他们都已退休。一个是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一个则是重光电子管厂的生产科长。
在我们三个孩子中间，同彬因为是长房嫡孙的缘故，赵锡光对他多有偏爱，自是人之常情。平心而论，同彬机趣颖悟，慧心慧口，确有过人之处，很符合他们家“做人不必穿金戴银，凡事要能触景生情”的庭训。与同彬相比，我的堂哥赵礼平则“根本不是读书的料”，早早被赵先生判定为“呆鹅”和“朽木”，言语之间颇多轻蔑，责罚乃至打骂也是家常便饭。这也难怪，读了半年的书，礼平竟然连“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都背不周全。我的叔叔是个猪倌，他成天赶着猪郎到处为母猪配种，偶尔也给人劁猪。他劁猪划拉下的猪卵子，都会尽数送给赵锡光下酒。每当婶子给赵先生送去猪卵子时，赵锡光总要似笑非笑地对婶子重复同样的一句话：“礼平这孩子，心术不正啊。他倒不是笨，只是心思没用对地方。”
至于我，赵锡光从来不予置评。不说好，也不说歹，只是喜欢对我翻白眼。每当我遇到不懂的字句，跟着同彬去向先生请教，他老人家总是把我轻轻一推，用一种温和而亲切的口吻对我说：“你嘛，算了吧。”
其实，赵锡光教我们读书写字的时候并不多。大好光阴，多半用来讲史论古，念叨那些令人不胜其烦的陈年旧事。比方说，我们赵姓一脉，原籍山东琅琊，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永嘉时迁至风光秀丽的江南，择吉地而居。我们的祖先曾出过一个右丞相、六位进士、两任方伯，还有一个武状元。昭明太子在读书之余，常到这一带赏玩山野风光；刘裕起兵时，曾在村后的磨笄山上射下一只金雕；刘备招亲那会儿，他们在甘露寺喝的酒，就是从我们村运过去的；苏东坡在常州卧床不起，还专门请我们村的神医赵龙豹给他诊病；至于乾隆皇帝，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每次下江南，都会在这里驻跸。“就是如今在上海做大官的陈毅，也曾请赵孟舒给他弹过琴呢！”
比起我们村显赫的历史，“窑头赵”那一脉则要穷酸得多。他们是在靖康之乱时，跟着逃难的流民，从河南汝州落荒而来。两个赵家村，虽相隔不远，原本却不是一脉，各有各的来路。“两个村都姓赵，都叫赵家村，这可怎么办呢？为了不至于搞混，我们这个村，如今被人叫做‘儒里赵’，很容易理解是不是？我们村读书人多嘛！”赵锡光忽然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手绢，擤了一下鼻涕，两眼放着精光，定定地看着我们，“而另一个，被称为‘窑头赵’。你们来说说，为什么叫他们‘窑头赵’呢？”
我见礼平眉头紧锁，不敢搭腔，就贸然答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村的人，都喜欢摇头啊？”
“你就算了。”赵锡光瞪了我一眼，冲我摆摆手，随后将目光转向他的孙子，“同彬，你来说。”
同彬说：“不是摇头的摇，而是烧窑的窑。那个村的人原本在河南时就是窑工，到了我们这儿，也只会烧窑。只因村头建了几座砖窑，因此被人称为‘窑头赵’。”
父亲让我跟着赵锡光念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似乎很看不上赵锡光的为人。在我们当地，若论有学问的人，除了死去的赵孟舒之外，恐怕就要算观前村的周蓉曾了。据说，我父亲也曾托人上门说项，想让我跟他读两年书。周蓉曾以“年老衰病”为由委婉拒绝了。此人头顶一块“理学名家”的招牌，衣衫鲜洁，品性端方，解放之前就以遗老自居，闭门谢客，不爱结交俗人。
自从当上农会主任的那天起，赵德正做梦都想办一座学校，但一时半会儿，我们还指望不上——报告一次次打上去，不知什么原因，公社一直压着没批。而梅芳他们张罗的农民夜校又过于儿戏。她挨家挨户动员那些目不识丁的妇女去夜校扫盲，也只是教她们唱唱歌而已。但她本人的学识如何，用赵锡光的话来说，“只怕是木偶唱戏，还差口气呢！”
“不是我小看她，你写个‘土’字给她看，没准她还晓得怎么读。”赵先生揶揄道，“可两个土摞一块，她就不知道该念什么了。”
这话传到父亲的耳中，他只是笑。在他看来，赵锡光本是个刀笔，学问其实也很有限，“不信，你明天上课时问问他，要是把三个土搁一块，这字该怎么念？”
我当然没敢去问。
村里人若是在路上遇见赵锡光，照例会客气地尊他一声“赵先生”，可在背地里，大家都称他为“刀笔”。在我们那一带，所谓的刀笔，指的是专门替人做合同、写状纸的一类人，言语间颇多贬损之意。
若不嫌我饶舌啰嗦，我在这里倒可以给各位讲个小故事。
临解放前夕，我们村忽然来了一个独臂的中年人，名叫唐文宽。此人虽然衣衫褴褛，不修边幅，却是一个滥好人，见人就鞠躬，说话三分笑。他对自己的过往经历，家居何处（包括他的那条胳膊是怎么丢失的），始终三缄其口。他从赵锡光的一个堂叔手中，买下了村东一处带小院的砖房，在村里落了脚。买房契约当然出自保人赵锡光之手。
唐文宽见房契上明明白白地写有“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上连砖瓦木料，下连地基石墩”之类的套话，就爽快地签字画押，并付清了全部款项。没想到，三个月后，一帮打手找上门来，讨要猪圈和柴屋的钱。猪圈盖在门廊的右门前，柴屋则在后院，两者均未写入契约。唐文宽找来合同，细细看了两遍，只得自认倒霉。他不仅如数偿付了猪圈和柴屋的钱，还请那伙打手吃了一顿山芋粥。这帮打手后来见人就说，唐文宽实在是个“仁厚知礼”的人。不过，此事也导致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对赵锡光怀着怨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唐文宽都拒绝与赵先生说话。
唐文宽有一个绰号，叫做“老菩萨”。到了夏天的夜晚，村里的孩子们一扔下碗筷，就会往唐文宽的家里跑，坐在他们家的天井里，听他说《封神榜》和《绿牡丹》。他们的父母来找孩子回家睡觉，有时也会倚在门边听一段，听着听着就入了迷。只要村里的小狗摇头摆尾地跟着唐文宽走上一段路，他都会停下来，跟小狗说会儿话。可是，唐文宽从不与赵锡光说话。每当村里有了婚丧嫁娶一类的事，喝酒的时候，总有好事之徒故意将两人往一个桌上凑，然后躲在一旁瞧热闹。
顺便说一句，一九五五年，当赵孟舒服毒自杀后，他那妓女出身的遗孀的归宿，一时成了村里人议论的话题。最后，她出人意料地嫁给了“老菩萨”唐文宽，让人颇觉蹊跷。说“嫁”也许不很确切，因为他们并未办理任何法定的结婚手续，用村里人比较通俗的话来讲，他们只是搬到一块住，“成天日屄捣鬼罢了”。
未完待续……精彩全文请见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年第5期
（图片来自网络）
△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