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起薪就是一千五！”张主编强调说。
回北京后啊，已经是年底，因为我手上有中国企协《共和国万岁编辑部》颁发的编辑证，并且是盖了钢印的，这个呢就比较“过硬”啊。
我再去人才市场应聘，一个展位上招聘杂志编辑，叫《知识经济导刊》，是新创办的，在亚运村安惠大厦办公。
我记得我去面试以后拿着“四川师大毕业证”和“身份证”复印件，面试官张学军主编拿去以后也没仔细看，但我把编辑证给他看时，他拿去稍微认真看了一下说，你有经验啊！
当时，因为亚运村安徽大厦在四环边嘛，还比较偏——那时候北京虽然修了四环，但是城区还没有扩展到那，甚至还没出三环，所以那个比较偏，人家应聘的话都不是很愿意去，所以啊，他的工资相对就比较高，编辑记者当时一般基本工资一般是左右，他这是，然后再加稿费编辑费。
第一次用电脑工作和触网
我从年学计算机，迄今已经六七年了，但是学了以后再没有用过。在《知识经济导刊》杂志社，这是第1次用电脑进行工作、第1次接触互联网，这对我来说确实意味非凡，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开端！
因为是新创杂志嘛，人员都刚刚到位，我呢是唯一的专职文字编辑，然后主编是专职的，还有一个（打字）录入员与实习美编（她刚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是专职的，天天上班的就我们几个，还有一个专职发行不坐班，不常来。
另外，杂志编辑部主任是一个体制内报社编辑部主任来兼职的，还有就是记者编辑全都是兼职的——一水的北大、清华和人大的硕士博士，所以他们平时是不来坐班的。
我们当时办公室在安惠大厦旁的平房里面，进去一大间六七十平米——格局为大间套中间、中间套小间：把五分之三的空间用玻璃板隔成了一间，然后里面再一分为二，三分之一小间为主编办公室，三分之二摆的会议桌，大家开会就在这里。中间玻璃板与大间墙壁之间形成九十度回廊，摆了一排台式电脑，我和美编、录入各一台电脑办公，另外单独一个上网电脑。
我去的时候，他们的稿子都准备得差不多了，那么就需要我这个编辑统筹处理，之后主任主编审核排版。
因为我们创刊嘛，暂时不需要一期接着一起的采编，本期稿子编辑得差不多就排版，实际上我的印象是事情不算特别多，所以呢天天上网，那个时候还要拨号上网，我办公电脑不能上网，用的是唯一一台上网电脑，但主要都是我在上网——曾经在网上冲浪通宵达旦啊——有时候发行小伙子来会上网。
现在记得就是雅虎，反正网上信息特别多，那个时候比较嗨，进入一个广阔的新世界。比较戏剧性的是，结果有一天晚上上网的时候，突然间蹦了一个色情网页出来，内容尺度从未见过、简直令人震撼！后来，就偷偷地浏览黄网，流连忘返，发行小伙子对上色情网站显得熟络，他也通宵达旦的上，但最后呢，色情网页被发现了。领导说，有人上色情网站，耗费流量，然后就彻底删除了网址，后来就没法上了。
我上班以后啊，又把我的北京科大那两个小兄弟啊，请过来在我们安徽大厦一个有点上档次的餐厅吃了一顿饭。三个人花了90多块钱，他们说比较贵、以后到我们学校吃饭，我们学校食堂餐厅很便宜，也也很好。我也觉得有点贵，但是后来我去他们北科大，他们请我吃的饭也差不多，才50多块钱。
学历不代表学力、用实力说话！
我开始编辑他们的稿子的时候嘛，实际上这帮顶级名校的硕士博士是不服气的，所以不止一个人给我提出，叫我“最好不要改”他们的大作。而且他们还跟主编、编辑主任都说过，主任、主编也委婉叫我审慎修改（意思也是尽量不动他们的大作），搞得我有些尴尬。硕博们觉得我改得不好，意思狗尾续貂——在他们眼里啊，我这个四川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对他们来说是不足挂齿的，所以，他们觉得我的水平那是不可以修改他们的文章的！
那好吧，我这个人呢有点叫较真儿，咱们以理服人！我先把我的四川老乡——北大国政系本硕小弟叫到电脑前，逐字逐句探讨他的文章：这个地方用词错误、那个地方语法错误、还有这里是逻辑错误、甚至还有标点符号错误等等巴拉巴拉……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过一遍，小兄弟服气了！
再把他的同学，另外一个北大国政系硕士也叫到电脑前来，也是逐一修改：用词、语法、逻辑……让人心悦诚服，文章改好啦。然后清华人大博士逐一共同探讨文章，一趟下来大家服了，从此以后他们的文章劳资随便改，没人提意见！
插话一句，有件事印象深刻，另外一个北大国政系硕士曾说，写了一篇五千字的论文没敲一个字，全是复制黏贴完成的，当时就觉得他好腻害！
言归正传，学历不代表学力，直接用实力说话！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是什么呢？我们的应试教育呀，它不重基本功，考试为指挥棒——凡是要考的大家就去努力学，不考的就不学。而语言写作能力在于积累。他们的都是北大人大清华的硕士博士，他们的写作居然还存在基础错误问题，这就说明我们长期忽略语文教学。当然现在大家知道高考增加语文考查比重，中小学其实加大语文学习内容就不用多说了吧。
以前曾经有个案例，就是某全国著名理工大学全校进行语文摸底测验，而考题就是比高中语文水平稍高一些，结果，从本科生到博士生据说只有三四个人考及格，语文沦丧就到了这个地步啊！但这个是“传统”，过去文理分家嘛，文科学文科的，理科学理科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文革以前我们的理工科院校是不开大学语文课的。
几年前，我在铁路火车站行包房当行李员时，曾经碰到过一个大学毕业生来取行李，但是由于他的行李可能捆绑不够紧的原因，途中松散灭失，所以呢，需要他填一个物品清单，然后铁路方面给他做相应的赔偿。结果呢，我印象很深，就是他当时清单写了好几个错别字、连枕头的枕字也写不出来，结果被我们那个文革中的小学毕业文化同事、厉害大姐尖酸刻薄地冷嘲热讽一番。
文革以后恢复高考以来，有些重点理工科大学开设大学语文了。像北大的话，全校所有学生都要学高等数学（文科生也学），现在很多大学的文科生未必学高数，但北大的做法就是往通识教育走啊。
其实大学文科专业也未必开大学语文课，而如果不考试，主动学习的不多。其实文科生的语文水平基本还是高中起点，而即使高中毕业的话，各科的成绩也不均齐也未必语文水平都好，所以，不重视语文教学是长期弊端，所以，文科生写作水平未必都过硬，因此，这一帮硕士博士的写作水准与他们的专业水平无法等量齐观。
杂志创刊胎死腹中
之后，大概刚刚上完一个月班，因为资金不到位，杂志不能办了。据说，学军主编从哥哥那里借来60万善后，也给我们发一个月工资打发走人。
但是呢，有点怪异的事情出来了，就是他给美编、录入员还有发行员与我都是按块钱发的工资，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的职位比他们高，工资都比他们高，怎么最后发的是一样啊？
所以呢我就问学军主编，我说我的工资为什么没有？他说大家都是这样啊！我说你当初不是跟我说了起薪就是啊？结果这时候他放低声音而且非常温和非常斯文地说：“没有这样说过啊？”哎，我当时听了一愣，觉得太意外了！我就说：“”张主编，我听说这个钱是你从你哥哥哪里借来给大家发工资的，如果是资金困难，你给我少一点都=也没关系，但你直接说明就行。可没想到他说“没有这个原因”。我问那你怎么不按原来说好的数额发呢？
他就再次不承认说过“起薪一千五”，他说你看，然后一一说着美编、录入员还有发行员的名字说，你问问他们，都是说的元。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太不讲诚信了，说话不算数。我觉得你真有困难，你跟我说清楚了，少几百都没问题，或者你说我的工作不称职，少发钱都可以。可你就居然对说过的话不承认了，这就太不应该了。
北科大的小兄弟获悉我受了委屈以后，他们义愤填膺、要给我撑腰！就让我去找主编讲理，他们陪同前往。弄得不好要帮我打架，因为他们当时跟我说，大学生天之骄子嘛，如果到外面去发生纠纷，一般处理都比较宽，学校也要出面保学生。
我们一行来到杂志社，正好学军主编和编辑部主任在，主任看见我们三个来了，她客气地用茶缸给我们倒上开水。然后，我呢就进去主编办公室跟学军军谈事，两个小弟在外面跟主任随便聊天。
我跟学军谈事的时候，他不理睬我，我说“张主编，我在跟你说话？”他不吭声，就在笔记本上玩游戏。我就伸手把他的笔记本合上，他依然不理我，又把显示屏打开，继续玩游戏，我又给他合上。这时，他就伸手拿起电话意思要叫“保安”（当时不叫保安），我就伸手把卡座压下去挂断电话，然后他再拨打，我再挂断。于是，他就拿话筒稍微用力地砸我的手，当然还是有点疼——这个时候就爆发了，我本来有备而来，但我的原则是不打第一枪——既然你先动手，我正好借机搞事，哈哈！
我怒火万丈地抓起桌上的茶缸啪地一声猛力砸到墙上，结果没想到茶杯居然不碎反而从墙上弹回来，正好撞到学军主编的嘴唇上——这个时候我看到他的双唇啊一下就血流下来了，就跟血瀑布似的。然后我起身出来，顺手抓起会议桌上的茶缸往玻璃墙上投去，砸了一个圆形窟窿损伤——后来那个发行小伙子跟我说，我正好掷在两块玻璃板之间，把两个玻璃板都砸坏了，玻璃板是进口的，一块就是多块钱。
当我在里屋和学军发生冲突时，主任已经叫了“保安”，我从会议室出来，“保安”已经进屋拦住我不要我走。两个小兄弟上前跟他们解释，说是他们我们拖欠，我们来解决问题，他们拒不理睬更不解决。“保安”一听是公司拖欠员工工资，就不管了，让我们走了，这事就这么结了。
多年后，我想起这事还是有点后悔，觉得当初太冲动，不该这样处理问题。后来，我曾和学军通过电话，虽然大家没提这事，感觉他对这事一点没有印象，态度客气友好，反而让我感到内疚。
之后呢，我还曾经去过北科大教授主办的一个杂志应聘编辑，不过呢，主编问我会不会发EMAIL（记得当时发邮件还有点复杂，我没发过），我说我会（实际上我当时不会），他说如果你要是会发EMAIL呢，我就可以聘用你，我自己底气不足，人家看出来了，就没聘用我。
因为我身上没更多的钱，熬不过春节后找工作，我就只好回四川了，那个时候正好是2月初春节前。北科大两个小兄弟帮我拎着包，把我送到了北京西客站。
走之前，我偶然知道这两小兄弟在校内居然偷过几次自行车转手卖钱，我听了心里比较反感，决定以后不和他们往来了。所以，回四川后没再联系他们，以后彼此就没音讯了。
自投罗网进平安
年初，我妈希望我离她近些，于是回到四川发展。可觉得挣钱还是保险来得快，而平安在北京挺火、声誉较好。之前呢，我妈骗我，你不是要做保险吗？你到成都吧！我成都有很多同学他们都要买。
然后我姑妈呢也骗我，她劝我在成都做保险，她全家都要买。
姑妈曾经是成都铁路客运段的列车长，跑北京到成都的特快，那个时候她搞管理了。但姑妈做生意有钱，我姑父是成都铁路分局的机车调度，也不差钱。他们家比我们家条件还更好。表妹又在成都火车站的货运室当货运员，所以姑妈说她也要买保险、姑父也要买保险，几个表兄妹也买保险，两个孙女也要买保险，所以呢我自投罗网到成都平安。
四月初，我拿着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找到平安成都分公司人事部，人事部主管（专科毕业）问我住哪，我告诉他租住在川大校内，他便把我介绍到武侯分部一个小组长的曾员——算其“下线”，我卖的每个保单她都获一定奖金，后来才知道，新华公园分部离川大更近，但小组长是他老婆，邪恶吧？一进平安就被骗！
小组长带我见了武侯分部经理，经理认可后让小组长帮我办理入职手续。
小组长听说我是“四川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而且有保险资格证书很高兴，她让提交“四川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证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一张风景照给她交公司立档。然后告诉我，她们小组也有个四川师大数学系本科毕业的，现在是中学教师，兼职卖保险，我听了心情有点紧张，尼玛李鬼遇到李逵了，呜呜呜呜呜。
后来，我们见面了，小组长介绍了一下，大家打了招呼，但我一直对他避而远之，因为怕畅叙校友情分露馅，哈哈。他心里有些不爽，但可能不明其就。一天他还在调侃：“今天到哪去骗钱呢？”估计他学生的家长被“骗”买了不少保险。
分部经理以前是小学教师，后来调到区属教师进修学校，再回来加入平安。她表达能力很强，家徒四壁的人也能被她说服买保险，所以，在晨会上介绍展业经验时，下面有员工私下调侃：“狗日嘿心婆娘太凶罗……”
经理应该保留了学校公职，后来她所在进修学校升级为成人教育学院，最后还招收三本学历，她的职称也升级为教授。前些年媒体采访报道她后称她唐教授，那时，她已经是保险“百万圆桌”成员。
百万圆桌会议(TheMillionDollarRoundTable,简称MDRT)是全球寿险精英的最高盛会。国际寿险百万圆桌会议成立于年，当时32名销售业绩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寿险营销员希望组成一个论坛，致力于扶植高标准的寿险销售概念，树立寿险营销人员的形象。蛋似，“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中国的百万圆桌成员，恐怕操守未必都那么过硬，当然，我这里不是特指“唐教授”，我对她展业细节不了解，不能乱下结论。
同样是新人培训，平安内容与太保大同小异。
但我发现平安业务员的素质比太保更高些，不仅有本科毕业生，而且居然有个别硕士毕业生。不过，太保严禁兼职，平安却睁只眼闭只眼。
总的说来，平安业务员队伍也好不到哪去，也就五十步与百步之分罢了。比如，每天参加早八点的“打气会”，尽管分部位置在四楼，可每次人们总是蜂涌挤进电梯里，毫无谦让，常常弄得电梯无法启动，大家都巍然不动，很少有人愿意发扬风格乘下一趟，我看见这种场景就生气，每次都走上楼去。
一次分公司大会，在一个大楼礼堂，结果大家蜂涌挤进电梯里，毫无谦让，弄得电梯无法启动，大家都巍然不动，依然很少有人愿意发扬风格乘下一趟，我都等了好几趟才坐上电梯。
一次，我组与别组比赛一个周期卖保险赢了，输家出钱请客周末去农家乐玩耍，有几个人打麻将未尽兴，另几个人先吃饭却不给后来的人留菜，就把盘子里的菜吃掉一些，剩下一些给后来的人吃。那几个人后来发现是吃剩菜，很不满意。
经过７、８月的奔波，我的业绩依然平平，卖了两张单子。除了侄女的一张保单外，姑妈不再买保险——即便侄女的单子，姑妈也很勉强，因为实现承诺，不得不稍微践行点诺言，但一千多元钱的保费，还要东凑西凑现金，最后，我承担了几十元钱才凑够保费。
而我妈根本就不让我打扰她的同学，说我干保险替她丢脸，当初是想让我回家与她和父亲一起过日子才骗我的。
我跟中学辅导班的小霞打电话，请她介绍成都的大学同学给我，但她说估计他们已经买保险了。
更重要的是，我始终不愿意去误导客户。比如，我曾就平安的重大疾病保险去华西医科大学咨询，院办告诉我，保障的那十种病，发病几率不到千分之五，而且一旦患上根本几乎没指望。所以，这种保单实际上就成了存折，而健康活着时根本无法享用，可银行存款却可随时支取花费。于是，从此以后，我不再卖这种保单。不过，对于有钱人来说，这个保险可以规避遗产税。
去访问陌生拜访，主要到科技公司之类写字楼，果然碰到一个前台美女，大学刚毕业，花几百元买了一份养老保险。当时跟一个成教大专毕业的小兄弟合租川大成教宿舍一间几平米小房，再后来又搬到楼上一间待拆迁的小房，他那时候在科技公司做销售，已经比我能挣钱了，有一次跟朋友聚会后给我留了几颗荔枝，真好吃！我还去他公司介绍过保险。其他公司有的确实有打算给员工买保险，但时间需要在一两个月之后，如果坚持下去，也能挣到钱。
终于，我还是不能适应平安的从业氛围，或者说发现它与太保、中保（人寿）没有本质区别，我毅然再次退出，并发誓永不进入中资保险公司。
离开成都平安是这公司很装逼，把我的“四川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证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我的风景照扣下存档，以防将来我假冒平安公司欺诈犯罪时有据可查——劳资心想，尼玛反正资料是假的，你们扣着也无法用于诈骗，就没再索要。
聘上《四川商业经济》杂志记者
大概在年9月，记不得是怎么看到的《四川商业经济》杂志招聘启事，该杂志具有正式刊号，是正规新闻期刊。总编好像姓朱，时任四川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但杂志社不在省府里面，是在外面的居民楼里。
我去应聘时，跟他说，我是川大法律系刚入学的研究生（就为了抬高身价），兼职来做记者，一番交谈，就通过了。
当时，我们一共五人聘上记者/编辑，两个川大中文系研二学生，一个西南民院研二学生，一个成都科大本科应届毕业生。
我也住在川大，跟两位研究生同事也碰聚过，但是一番交谈，我觉得他们的知识面仅仅跟北大大二学生差不多，以后没有专门和他们约聚。
本科生是全职，每天上班，我们四个是兼职性质，平时不坐班，当时没有基本工资，一个月嘛就是多块钱的编辑费，加稿费。第2个月也是多块钱编辑费加稿费。
但《四川商业经济》杂志属于新创媒体，我们好像是公开招聘的第一批记者编辑，它实际上发行量很小，在报摊零售一期才卖掉多本。不过，貌似这杂志现还在发行。
但是啊，我在那里发表了平生第一篇文章啊，时年39岁啊——之前约30岁在老家《自贡日报》发表过字豆腐块文章。
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拜赐吴敬琏的报告会，当时他到成都为四川省委、省政府做当前经济态势报告，朱总叫我们去参加，我去了听了，报告结束后找吴敬琏老师要了一份报告材料，根据这个材料，我写就了《扩大内需、增强供给、双管齐下治紧缩》。
我采写的第二篇文章呢是朱总编事先联系好让我去的，采访四川海特集团李董事长。由于海特集团当时在成都郊区，我打车过去后司机找不到具体地点，只好就近让我下车。我下车后跟他打电话问明具体地方，没多远，于是叫了个人力黄包车过去，结果，到他公司门前时，他远远看到坐人力黄包车的我时，顿时脸色为之一变，哈哈，如果不是杂志总编事先联系好，估计他会因为看不上“黄包车记者”而拒绝采访，呵呵。
李董事长勉为其难的接受了我的采访，据他介绍，集团公司招聘的副总居然与他争权夺利甚至要把作为公司创始人的他驱赶出公司等等……
我采访他后回去写好文章，朱总编冠名叫做“副总面面观”，刊发在我们杂志上——多年后，我在从事调查记者时，回首“往事”，才觉得这篇文章有问题，采信一家之言未免失去客观。
不能给杂志社挣钱被辞退
朱总编曾经批评过我们包括编辑部主任，说省府发展研究中心有很多文件材料，包括下发到省军级的文件材料，我们应该经常回去看看资料文件，学习提高政治水平。可我有一次去省府发展研究中心找他，办公室沙发上坐了一排中年官员，我进去后招呼他也没怎么理我，我硬着头皮挤坐在他与另一个人之间，他们都没往两边挪挪屁股给我腾一点空间出来，我就挤坐在那里，朱也没把我介绍给别人，所有人全部视我为空气，直到一干人谈完事散去，朱才和我说话。后来，在民居办公室，他曾对我说，小陶啊，要多学习啊！我应承着，他便把一捆数本内部文件材料给我，让我看完后还他，这些文件材料全是内部发行，一些印有保密红字，确实公开看不到，也算涨姿势拓视野。
后来，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我曾经去采访成都百货集团总经理（名字忘啦，那时候，把之前学《写作》时，看的十六院校参考书《消息》、《新闻》、《报告文学》、《通讯报道》内容全忘了。我采访人家就光是一句话问老总；成都百货集团在西部大开发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尼玛这太简单了，太二了！
老总说你问得太笼统了，具体点啊？我没法具体，他说看来你没做好准备——人家不看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杂志，估计早就把我轰走了！
然后老总就把我领到集团办公室主任那里，办公室主任挺好个人，带个眼镜很斯文，一看就是大学毕业的那种知识分子。主任就跟我讲，你要写一个东西（采访提纲），列出问题，下次交给我们，我们再帮你安排时间采访。
我回去后写好采访提纲送过去，成都百货集团老总最后接受采访了，文章写好以后，朱总编叫我去帮杂志社找成都百货集团老总要块钱。“三千块钱他会给你，这对他不算什么。”但我根本没法去开这个口，所以嘴里答应实际没行动。朱总编过后没再问这事，但稿子没有刊发。
后来，朱总编说杂志社最需要双栖记者，既能写好文章，又能搞经营（挣钱）。当时，川大两位研究生记者与成都科大本科毕业的编辑都很有经营意识，他们经常给总编献计献策怎么开展广告业务，并积极联系人脉关系征订《四川商业经济》杂志，老总为此表扬他们与时俱进，理念新颖，虽然他们三位实际并未获得广告与发行业绩，但有这种意识就很有培养前途。
再后来，朱总编说采编人员要实行优胜劣汰，这样的话就组织了一个考试，所有的编辑记者参加，但是呢，考试完了以后不公布成绩，就说我和西南财大研究生考试没有合格，就请我俩另谋高就了。
当时，川大学生中心等周末两三个地方有舞会，周末跳舞是既定节目，呵呵，也有小故事，这个放到后面再说。
此外，这段时间我到川大计算机房买上机小时练习打字——此前学过的五笔字型因为长期不用已经完全忘记，顺便花十元参加网上发电子邮件（当时发邮件有点复杂程序，呵呵），结果，学员很多，老师——一位乡村妇女模样的、不懂英语的中年妇女（不是川大教师）根本指导不过来，最会还是没有学会发邮件。
从下一章开始，我要写从年起，到年止，在媒体经历五十多次跳槽的具体细节——一半以上原因主要是不愿“兼顾”广告发行业务——因为新闻理想与经营挣钱格格不入——记者就是不该谈钱沾钱，否则新闻报道就变味！通过这些经历，希望引起人们深入地思考，也为政府规范优化媒体管理提供一点有益建议。
求索之路平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