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曾经在《红绋夜奔》中提到李卫公对长安城的设计，这里面有提到对于时间的设计，“我们知道长安城里有一座钟楼和一座鼓楼，钟楼里有一个老兵在绕钟走动，每走一圈是一分钟，走满六十圈就击钟一次。长安建城之初，这座钟非常之准，简直不下于英国的大笨钟。过了一些年，这个兵脚上长了鸡眼，这座钟就慢了下来，逐渐慢到了每天慢两个小时的程度，长安城里开始日月颠倒。又过了些年，这个兵又得了痛风病，这座钟就达到了每天慢二十四小时的程度，于是长安城里就出现了两种时间，公家时间和太阳时间。按公家时间一小时行人可以走二十里，按太阳时则减半。按公家时间每天太阳升起两次，按太阳时也减半。你在长安城里问一个半老徐娘年纪，她说二十岁，实际是二十公岁。你去问一位老人家高寿，他说七十岁，那就是太阳岁了。这样就增加了计时的复杂性。等到那座钟楼一天慢七十二小时，公家时间就被废掉了。那时候该老兵已经中风患了半身不遂，还在挣扎着绕钟行走。好在他已经没有击钟的力量，敲出的声音只在钟楼里才能听见了。”通过权力规定的时间最后变成的黑色幽默，而民众日常生活所依赖计时的判断标准则还是太阳，时间的空间化导向人竟可以对时间进行干预。城市中的时间感知与空间规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这种裂痕得不到弥合，很可能会崩溃。到最后不需要时间，也不需要建筑。建筑师卢斯提出的理论倡导去装饰、去修饰，这与当时的分离派运动相关，对于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谈到“作为一场运动，以克里姆特为首的十九人所做的工作与柏林分离派相类似，并且二者之间不无关联。”这种分离是一种对抗，痛苦和压抑得到释放。从抽象到具体，线条展示了机械的理性。研究梦的弗洛姆有过相关论述，弗洛姆在比较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人学思想之后，他分析了个人性格和社会性格之间的关系，有囤积型人格，接受型人格，还有征服型人格：“具有征服型性格的人和具有接受型性格的人认为，善的一切根源都是外在的，人们只有从外在的世界中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这似乎陷入了某种悖论，人的意识被某种外部力量推动，这一种力量是未知的，为了自由所做的努力反而是不自由的？是这样的吗？但也应看到，社会性格割裂了人的行为与意识，打破未必是好事，但是这一种打破是积极的努力，这也恰好契合了书的最后一部分。割裂、分离等词汇都印证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过渡的变化，比如说从囤积主义到消费主义的到来，“商品本身作为一种景观，其与日俱增的力量的最佳展现处便是新百货公司。”维也纳的历史为其变革做了铺垫，弗洛伊德的诞生并非偶然。在中国的鼓楼里，或者英国教堂的钟声，如果时间没那么重要的话，对于生命的感知与把握或许又会深沉起来，孰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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