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YossiTamir,M.A.（以色列精神分析协会）
翻译：任喆
本文已获老师授权发布。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临床科学，历来特别强调对治疗因素的探索。很久以来，洞见和诠释都被认为是重中之重的改变因子。科胡特（）以及自体心理学坚持这一探索，并且修正了这一经典观念，强调了在治疗性的相遇中情感关系的疗效权重。在科胡特过世后出版的，也是其生前最后一本书中（《精神分析治愈之道》）反应了他对于造成心灵改变和治愈的心理过程的坚持探寻。他的探寻带来了许多知名的新思想和创新。仔细检验治疗性相遇中理想化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能让人们认识到其临床（以及发展上）的重要性。这种特殊的关系是移情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有时候是其主要的方面。因此，对于它的检验能够给治疗性相遇和病人的“主观真实性”提供一种更为宽广的理解。治疗过程中的理想化关系弗洛伊德在其关于移情的动力学（）的基础文章中指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持续存在着一种让人可接受的“正向移情”。他认为这种不含本能要素的治疗关系可通过让病人能够接受并内化分析师的诠释，从而推进治疗过程。在我看来，理想化关系的特征反应在了此种移情形式中：这是非-本能的、正向的，并且就其移情的定义而言，来自于童年的风格或者潜意识的出处。Waelder()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经验的力量及其治疗潜力：“受苦的病人来寻求帮助，他处在一个儿童转向成人的位置”。然而，拒绝情绪体验的有效维度，执着于这一立场会导致这种移情模式在概念上被“扭曲”并且和“治疗联盟”混为一谈。严格说来，它并没有被视为治疗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说，一个需要被识别、处理、诠释和修通的主题或内容。结果就是，这种移情模式及其内在的理想化方面并未在临床上得到澄清和探索。另一方面，理想化得以在理论上被广泛地阐述。在“正面的立场”，我们有“自我-理想”（ego-ideal）和“理想自体”（idealself）的概念。在“负面的立场”，理想化通常被视为一种“防御性结构”的内容(Rycroft,)，也就是关于好与坏客体之间的分裂，以及对于客体(Hinshelwood,)或主体(Kernberg,)坏的部分的否认方面的发展。科胡特()提出了不同观点。基于他的从初级自恋发展到成熟自恋的观点，他认为理想化是一种基本的自恋需求，其特点是有一条独立的发展路线。此观点的重要性在于，自然的发展过程不会导致这种需求的消解，而是导致其表达方式的改变，从古老的表达水平发展到成年、成熟的表达水平。在治疗过程中，有种特殊的移情模式反应了此种需求：病人将精神分析师体验为一个安静、坚强、睿智、自信、善良的“他者”。想要与治疗师融合的需求被唤起和重新激活，并且以不同方式表达出来。科胡特将这些融合的需求称为自体客体需求。此概念——自体客体——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那些需求要求客体对于成长中的婴儿或病人的自体进行最佳同调。在治疗情境中，问题在于：治疗师如何将自己同调于病人的理想化需求。我认为对于理想化关系，可取的治疗性立场应该也是“积极接纳”的立场，这样其就能作为一种有效体验而被吸收。此种体验的疗效来自于治疗师已准备好让自己成为病人所需要的积极的理想化存在。治疗师经常不得不承担起“一位母亲抱着她忐忑的孩子，使他能够融入她坚强、平静的身体”的作用。其他时候，治疗师必须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通过她“神奇”的吻来驱散她孩子受挫中的疼痛。因此，治疗师需要采取一个立场，专注于情感体验的中心地位以及运用“积极接纳”的方式。临床实例a)Shimshon个案9岁的Shimshon在学校和家中都有自我-控制的困难。他跟着一个自恋、孩子气的母亲一起长大，母亲深度地自我卷入并有抑郁倾向，父亲沉浸于自己的事业并且很少把时间花在他儿子和家庭上。Shimshon在之前的治疗里来得很早并且很难结束治疗，也很难接受其他的限制；他过去经常寻求与我的身体接触，或者用苛求的语气向我求助。他试图支配物理空间和时间空间的企图后来在一些会谈中得到了体现：他要求把自己的画粘在房间里所有的墙上，并且让它们保留在那里。由于我无法确切满足他的要求，我向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折衷方案”以及我的言语理解：他想“标记他的领地”并且单独为自己保留。他强烈拒绝了我的诠释和折衷提议。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他固执地重复他的要求，我也重复我的建议。后来有一次会谈，我看到他正打算实施他的计划，我开始感到无助——因为他完全无视我。我用越来越明确的语气重复了好几次，表示我不同意他想做的事。他不理会我，迅速拿起一张涂有胶水的画，贴在了墙上。当我正考虑更有效的言语或行动时，我想起了我们过去如何通过抱持和拥抱来平息孩子们在团体治疗中的野蛮行为。我决定了，看来别无选择，我将不得不采取同样的策略。我告诉他我注意到他对我的话没有反应，但我知道他正在听，所以我要告诉他我是怎么想的。我等了几秒钟，看到他停了下来，我明白他与我有了连接。我继续告诉他，我看到他需要我强壮的手来抱持他，帮助他控制自己，我同意把它们交给他，这样他就可以随时使用它们。他没有反应，并且又拿了些画到房间另外的角落。我挡住了他的路，再次声明我不能允许这样做，尽管我明白这对他有多重要。他的反应焦虑不安，开始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尖叫着说他有权在这里做他想做的事。他踢家具并且扔东西。我平静地走到他跟前，用我的臂膀搂住他，一边抱着他，一边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他开始和我摔跤，想踢我。我通过抱得更有力来回应，并且开始轻轻和他说话。我说我知道他很强壮，甚至非常强壮，我用手这样抱着他是为了给他更多的力量，这样他能够真真切切地强壮。过了2、3分钟，他冷静下来，静静地在我双臂之间放松下来，不再抵触我的拥抱。在那几分钟里，我感觉我们正在变成一个整体。过了一会儿，当我感到他安静下来时，我松开了手。他反应得焦躁不安且咄咄逼人。于是，我又用胳膊搂住了他。这种非言语的交流重复了好几次：我觉得他已平静下来，就松开我的拥抱；他会激动地做出反应；我会重新坚定地拥抱他，他会再次平静下来。我将他的行为理解为一种自体客体需求的表达。他需要自体客体提供的某种“胶水”，以便巩固他的自体感。当我松开他时，他以激动的反应来表达他还没有“吃饱”，或者换句话说，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性的“胶水”。这样的互动在几次会谈之间反复发生，导致“角力”的原因时有不同。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他多么需要和渴望一个有力且长时间的拥抱。当我有一次试着告诉他说他需要我的拥抱，以及他担心我不同意拥抱他或者在他准备好之前我会收回拥抱，他断然拒绝了我说的话：“你在说什么？我根本不想你拥抱我！谁需要你的拥抱和废话！”他说得对！他需要的是不含任何语言的拥抱！因此，我决定不用诠释性的语言表达。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如一地“积极接纳”他的需要，直到有一次他在会谈中要求我训练他成为一名足球守门员（！）。当然，我欣然同意了（我已经感到精疲力尽了）。他的请求即是变化开始的标志。概念上来讲，我觉得能有这样的变化，是通过我给予他的抱持/拥抱而产生的理想化情感体验。然而，关键不在于我对他现实的身体拥抱。在我看来，有个重要的因素是关于我的反应的情感立场：我准备好尽可能给他所需的拥抱，不会感到被操控或是被利用，并且我已准备好，作为一种能够平静下来的功能，由他来使用我，从而提供他所需要的内聚感或是粘合感。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像“从外面”看来是“设定限制”的简单行为。相反，对他来说，我的存在是一个“力量桶”，他可以从中汲取他所需要的力量。后来，我思考了伴随着我“抱持”Shimshon时候的言语干预的治疗意义。我不知道我说的内容对他来说有多重要的意义，也不知道这些话语的疗效权重有多少。但是我不知怎么就会知道并觉得，需要这些话的人恰恰是我。我需要将动力性的理解翻译成我特定的语言，以便我可以用一种同调的语调和“抱持”的模式来表达自己。治疗师有时候需要那些共情的-动力性理解以及由之产生的语言诠释，目的是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抱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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