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右一为邓波，左一为郭宪芳
左二为邓波，左三为发小黄惠芳，医院妇产科专家，从北京回蓉专程到成都大学邓波家探望
编者按：成都大学邓波副教授系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普通班中文系77级学生，年2月毕业分配到成都11厂子弟学校教书，后调到成都大学中文系教书，历任讲师、副教授。本文责任编辑黄基秉与邓波既是原昆明师范学院（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友，也是成都大学的同事，同时还是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的战友，但更巧的是邓波年1月至年4月在二师七团二营小学教语文，黄基秉年3月至年2月在二师七团三营小学和团部直属学校教语文。在成都大学时，邓波在中文系教书，黄基秉在学报编辑部任总编辑、教授。各忙各的，见面机会不多。前不久听说邓波生病了，她的发小郭宪芳（系二师七团团部直属学校教师）约黄基秉与其他同学去成都大学看望邓波，不巧的是那天恰恰黄基秉要参加一个会议，于是他拜托其他同学代为探望。没想到十多天后却接到噩耗，邓波因病医治无效，于年12月10日在成都逝世，享年66岁。邓波与郭宪芳是成都11厂儿时伙伴，郭宪芳说她那里有邓波生前写11厂的回忆文章，黄基秉一听立马让郭宪芳转发给他，编辑后在《天府锦水》推出，以示对邓波老师的悼念。右二为邓波
往事如烟11厂怀旧（六）
邓波
新八号
新八号是最大的家属院，年建成的砖混四层楼房。厨房，卫生间完整配套，在当时的成都市算是条件相当好的职工宿舍了。楼房多为四个单元，也有六个单元的，最少的是两个单元，前前后后一共建成了十几栋呢！从我们住的大院搬家过去，约米左右会经过七号院，再走米就到了。记得，搬家的时候，我表哥拉架架车中辕，我拉边杠，大弟背着最小的妹妹，妹妹的脚就在他屁股上一搭一搭的，小弟在车后推着。其他人家也差不多，大抵是这样搬过去的吧。新八号对面是空军一技校的实习工厂和行政办公区，还有一大片运动场地。站在楼上，能看见学生们上体育课，四肢展开站在大轮子里面转动大滚轮。运动场后面有一高高的烟囱，最野最大胆的孩子瞒着大人爬上去，说能看到成都市和整个厂区，烟囱下面的人像蚂蚁。郭家的三姑娘野，她就上去过。我们则无比羡慕地看着他们变成高高在上的小黑点。从新八号到学校有一公里路，同学们上学便邀邀约约，排成大横排雄纠纠气昂昂地阔步前进，还美其名曰：“人民拦路”。包家三姑娘腿长，她领着大家走“人民拦路”，咱都得小跑才跟得上。我一直怀疑她祖上有俄罗斯人血统，皮肤白，头发自来卷，还微微泛着金黄色。她把两条辫子卷成圈儿扎在耳旁，极像苏联电影里的小女孩儿。人都说混血儿聪明，她成绩好，是大队委，老师也很喜欢她，让她和另外几个乖孩子出演《三只蝴蝶》。从新八号到七号院，我们要经过一条小河，包家三姑娘便带着大家不好好从桥上过，硬要从河的这岸想办法跳到河的对岸。有时遇到有水牛在河里洗澡，便将牛背当成跳板，先跳到牛背上，再使劲一蹬，跳到对岸去。当然也常常有人失足落水，大家一阵哄笑仍然乐此不疲。春耕时，学校里组织学生为公社积肥，同学们便割了青草，一大抱一大抱地堆在校门后，待沤烂了给公社送去。公路上的牛粪是极好的肥料，捡了牛粪去学校老师是要表扬的。一天，我见水牛在路上拉了一堆热气腾腾的屎，却苦于没办法将牛屎收集起来。突然灵机一动：吃饭的碗不正可以装吗？于是用碗将牛屎装了去学校。果然，老师在全校朝会时表扬了我，大家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微笑着红了脸，心里美极了！可中午吃饭时，那碗一股牛屎的臭味儿，怎么也洗不掉。那顿饭吃得我直恶心！唉，这表扬得来不易啊！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吗？“文革”之前，厂里搞过一次人员清理大调动，留过洋的技术人员，以及一些有海外关系的老职工全家都被调出11厂了。最远有调到内江碑木镇农机厂的，近的有调去四川大学校办厂的，也有调去郫县的农机学院（现西华大学）的......我父亲被调到离家最近的牧马山四川齿轮厂，算是领导开恩了吧!于是，他每天骑着那老旧的德国造“倒煞车”往返十几公里上班，早出晚归。而妈妈还留在11厂子弟校做教导主任。年，文革正式拉开了序幕，人们像打了鸡血针，天天都显得异常兴奋。大人们也不老实忙生产了，却忙着参加各种"革命组织”，家属大妈们也天天前呼后唤地跳忠字舞，连王总工程师家的小脚老太婆也兴奋地跟着比划。我妈妈手巧，用了绿豆、黄豆和彩色玻璃渣粘贴主席像，成天忙得不亦乐乎。一些工人还利用厂里的材料和设备，做了好多种非常精美的毛主席像章，一时间成了成都市最炙手可热的珍贵礼品。学校停课了，孩子们便由着天性成天价“疯”“野”，度过了一段欢天喜地的日子。大人们都去“革命”了，不太管家里的事，生活费也交给孩子们，由他们精打细算地去安排。孩子们也似乎一下子长大了，天天盘算着节约钱，每月的生活费按最低标准计划好了，决不超支。猪肉贵起来，孩子们便去簇桥的屠宰场接猪血，两毛钱大半盆，弄点豆瓣烧煮好，可以吃好几顿。想吃肉了，大家又约着去金花桥买猪大肠猪肝猪肚猪头，五点钟起床，摸黑走十里路去那儿的肉铺买。买蔬菜的钱也常常省了，采了地里的野菜来吃。炒灰灰菜，水芹菜，凉拌泥鳅串，干油菜，采了清明草做艾馍馍，去飞机场捡地木耳，去河沟里捞了鱼虾炸着吃……记得有两个月我家里的蜂窝煤票弄丢了，又不敢告诉大人，怕挨打，也怕大人担心。于是我和弟弟们便天天去厂锅炉房拾煤核儿，硬是把那两个月烧煤的问题解决了。多年以后几姊妹当玩笑话提起，妈妈还很吃惊：“竟然有这事儿？！”记得那会儿每家房门的锁只有一把钥匙，所以常常有人把钥匙落家里了，于是好些男孩儿便练就了“飞檐走壁”的好功夫，从一楼阳台可以轻而易举的攀到四楼阳台。那时也没啥好的体育运动，他们发现攀阳台又刺激又好玩，索性把这项“运动”发挥到极致：端着油碟也能攀！女孩儿们则经常互相切磋厨艺。没钱也没原料做菜式花样，那就蒸馒头，包子，做饺子，晒咸菜，泡泡菜......我的好朋友乔家三姑娘最会蒸馒头，她做的馒头皮薄，面筋道，又泡又化渣。蒸好了馒头她就会在斜对面四楼上对我家窗户喊，我便乐呵呵屁颠屁颠的跑去她家“品尝”。隔壁单元王家的女孩儿泡二荆条辣椒不咸不淡也不太辣正合适，还带着酸甜味儿；我家泡的青菜头又脆又香吃着特别爽口，于是小妹妹就这家跑那家的吃，还把小拳头高高扬过头顶，欣喜地大喊着号召大家去我家偷吃爷爷泡的青菜头和豇豆：“走！走！去我家！捞道袋（泡菜）切！”孩子们那时都特别贪玩儿，东家窜西家的，不到大人下班不落屋。有一天，我在学健家玩到下班号音响，刚准备回家做饭，她揭开了煮着萝卜连锅的盖子，我立刻被一股浓浓的肉香粘住了：“哇！肥肉……好香！给我吃一片嘛！”学健望着我闪闪发亮、似乎不可拒绝的、攫取的目光，极不情愿地低声说：“……好嘛……”我立刻伸手将那片肥肉颤颤地撮进嘴里……油香顿时浸遍全身……舒坦极了！我还最爱去找黄家两姐妹玩，因为黄妈妈每次都非常客气地留我吃晚饭，她烙的薄饼实在是香得很，满满地卷上烧的韭菜、土豆、豆角等菜吃，特别特别美味！年岁稍大一点，女孩子们开始绣枕头，钩桌布，打毛衣，将哥哥姐姐的旧衣裤翻新给弟弟妹妹穿……一个赛一个地能干。为沾点荤腥，男孩子们除了捉鱼捞虾，也开始养兔，养鸡鸭鹅。鹅吃草就能长大，而且三个月就能从鹅苗长成七、八斤的大鹅，于是弟弟们就买了两只小鹅来养。鹅吃夜草长得快，白天在油菜田里扯的一大抱鹅草，一夜它们就能吃个精光。两个弟弟太辛苦了，上午去沙堰放鹅，下午去扯鹅草，毒辣辣的太阳把背上，胳膊上晒脱了一层层皮，变得又黑又瘦。但看着一天天长大的鹅娃，他们脸上从早到晚都洋溢着笑容，非常开心！鹅长大了，大人商量着要红烧了吃肉，大弟弟不愿意了，蒙着被子哭了大半天，伤心至极，并拒绝吃鹅肉。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厂里的职工们也顾不上工作了，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什么“产业工人战斗军”，“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战斗队”,“八二六战斗兵团”，“工人阶级造反兵团”等等。各组织都相应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因嗓子好，也有幸成为了红小兵宣传队的独唱演员，保留曲目是《在北京的金山上》。厂里派了卡车，经常将我们拉到双流地区的各乡镇去演出，我也得以见识了周围原生态的古镇样貌，以及那些乡野气息非常浓郁的民风民俗，古街古楼和既精致又拙朴的古老戏台。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进行下去，“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争斗开始了。各派都标柄自己对党中央的忠心，互相漫骂，互相诋毁，进而开始抓扯人。我三舅是他们厂“产业军（保皇派）”的头儿，造反派要抓他，他便化装成农民，提了两棵莲花白逃到我家躲避来了。我们很高兴，父母上班或者革命都顾不上跟我们玩儿，舅舅来了。于是，我们便带他到新八号背后的铁路散步，到技校后面看田园风光，到簇桥赶场。去赶场走小路，一路风景极好，有西藏军区八一子弟校的气柑林，有开满蓝紫色凤眼莲花的池塘，有芦竹环绕，要走木板梯才能上去的小茅屋，还要过一条大河，河上有座简桥（农民木制的引水渠）。我们走惯了，可以小心翼翼的走过去，三舅不行，他腿抖得厉害，无论我们怎样鼓励都迈不动。最后就只有趴在那一格一格的木板上爬过来了。这一幕，多年后再提起，他都会红着脸摆手恳求我们不要再讲，那模样很尴尬呢！然而，我们的快乐日子没过多久，半个月后三舅就回去了。各派的争斗愈演愈烈，武斗开始了。厂，川棉厂两派各自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而争斗，手中武器从棍棒升级到真枪实弹，死了不少人。厂里派了卡车源源不断的拉援兵过去，就在新八号上车。说是援兵，其实大都是看热闹的人。他们回来便唾沫横飞，两眼放光的讲述现场见闻：在川棉厂，年轻女孩子被敌对派追到四楼顶，无路可逃，便纵身跳下，当即摔断了双腿......在厂，端着枪的“保皇派”将子弹在牛皮鞋底上磨擦，便成了开花弹，打进去的洞小，穿出来却全是致命的大窟窿。十号院一个14岁的小姑娘去救中弹的战友，却被敌方打烂了脑壳……后来，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了声讨敌对派的追悼会，川医“九一五”战斗队运来了许多在武斗中自己这一派被打死的尸体示威，厂里也用卡车拉了很多造反派去，我也随人流爬上了车。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死尸，有些蜡黄，有些青紫，全都面目狰狩的摆放在广场上，让人毛骨悚然，惊恐颤栗。回来后，我好多天都睡不着觉，也不敢一个人呆在屋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下去，很快就“触及人的灵魂深处”了。有一天，厂里开大会，气氛紧张极了！“群众专政队”发出威严的声音：“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岗！”接着又喊：“把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分子xxx押上来！”就见两个彪形大汉一边一个，一手反扭着被抓人的手臂，高高举起，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上使劲儿揪，扳起他因疼痛而低下的头……“呼呼呼呼”地押上这个人来。当天在现场，就抓了好些职工和干部，并爆出“惊天大案”，说厂里潜伏了一个“”特务组织，被抓的这些人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是里通外国的“国民党特务”。好几位同学的父亲都被抓了，胸前挂了黑牌子。妈妈开完大会后回到家神情很沮丧，把我和弟弟们叫到屋里就伤心地大哭，边哭边诉：“人家揭发你们的爸爸是国民党特务，可我跟他结婚十多年，没见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啊！呜......呜……”妈妈哭起来了，我们也感到惊恐万分，都抱住她哭。“把爸爸原先从美国带回来的玩具毁掉吧，把他那些外文技术书籍也烧掉......不知道他们哪天会来抄家......记住，明天你们上学，同学们都不会跟你们玩儿了，都怕受牵连，你们在学校就自己好自为之吧！”说完又嚎啕大哭。我和弟弟们还不太懂妈妈说的话，只知道爸爸倒大霉了，有可能回不来了！顿时感觉天塌下来了，全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于是也伤伤心心的抱着妈妈，一直哭到因太疲乏而睡着。在红小兵宣传队里，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开大会的时候当场被抓了，她便躲在桂花树的阴影下哭。我走过去想安慰她，她却冲我气呼呼的说：“你别劝我，你的爸爸跟倒就要遭！我爸解放前是机械士，你爸是机械佐，还管倒我爸他们呢！跑不脱的，跟到就要遭！”我的心本来就恐惧至极，这一下更是沉进了万丈深渊，惊惧得气都透不过来。果然，不出一个星期，我爸爸就被川齿厂“专政队”管制起来了，不能回家。在大会过后的几天，好朋友六妹并没有不理我，照例来邀我一起上学，还给我上海软糖吃。而我怕连累她，便叫她不要再来邀我上学。当然，也有一些同学怕受牵连，见到我惟恐避之不及；更多的是我自己用“自卑、冷傲”封闭了内心。从此，在学校里，下课后我孤零零的坐在座位上发呆；上学放学的路上，也形单影只地自己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难过和寂寞。内厂游泳池的水放干了，把那些挂着黑牌子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关在里面。学校里也不上课了，进驻了工宣队，老教师们因家庭和历史的各种原因靠边站了，逼他们交待莫须有的各种“罪行”。工宣队的和几个“根红苗正”的学生干部每天组织同学们读主席语录，并要求同学们相互之间实行面对面、背靠背的揭发和批判。还记得一位东北转学来的女同学，长得眉清目秀，肤白唇红，前些日子还亲切的跟我唠磕：“你就一个妹妹哈？”“嗯哪。”“你家就只有你妹妹长得好看哈？”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现在她却一脸正气，字正腔圆，声音洪亮的领着我们读语录：“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那气氛太紧张了，弄得人人自危，心尖儿都在颤抖，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工宣队”还在学生中办了两个学习班，一个是“重点学习班”，另一个是“知情人学习班”。专政人员将一些父母被关进牛棚的孩子隔离在两个教室，天天逼迫他们大义灭亲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并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我老师的女儿小四被关进了“重点学习班”，而我，则被关进了“知情人学习班”。我们每天八点必须准时到校去学习班报到，直到下午放学后才能离开。在学习班期间，每人每天只做一件事：反思自己的问题，大义灭亲，揭发父母的问题。而且，我们全都没有自由，连上厕所都有专政人员看着，天天接受班上其他同学的揭发和批判。都是些十多岁的孩子啊，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迫于淫威，一些同学揭发出的“罪行”令人啼笑皆非。记得，工宣队的提示我，说我曾有这样的反动言行：在我五年级得肾炎住院时（那时文革还未开始呢），同学们在期末考试前来看望我，我说：“祝你们考试甘蔗成林，鸭儿成群，雁子高飞！”他们说这是我对大家向党和毛主席汇报成绩的恶毒诅咒！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这……这完全是同学之间开玩笑的话啊！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在思想“严刑”的威逼下，有人一挑唆，一起哄，大家就全都没脑子了啊？！但……这话我确实说过。然后工宣队的又逼迫我违心的写文批判“马蜂窝的蜂王”，其实哪是什么“蜂王”啊，不过是领着我们上学时走“人民拦路”的孩子头儿，何况，那还是我童年的好朋友。所以，能写出什么具体有力的内容呢？于是在大家面对面、背靠背的揭发、检举后又给我罪加一等，说我包庇、纵容，不敢与坏人坏事做斗争。那真是一段最暗无天日的日子，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欲哭无泪。然而，在冰窖里，在黑暗中，也有一米阳光，一捧炉火：工宣队的海老师，雷老师非常看不惯有些人的做法，明着，暗着关心我和我妈妈，为我们主持正义，暖心地安慰我们。厂里，在所谓“群众专政队”的黑暗统治下，那些昔日的英雄，劳模，干部，技术骨干，都成了人皆诛之，尽人辱诟的“牛鬼蛇神”。“专政队”的那些打手们打人特别凶狠，把老职工压在长凳上打，直打到大小便失禁，更有甚者，被活活打死！有一些扛受不住打骂、屈辱、践踏的人便乱说乱咬，乱拱乱编，恁是让厂里凭空生出了一个什么“特务组织”，好多同学的父亲都被咬了进去。尽管我父亲早已调出11厂，仍然没能逃脱这个厄运。于是，就像开启了罪恶和死亡的"潘多拉匣子”，今天有人被活活打死，明天有人跳楼自杀，后天又有人故意触电身亡，接着又有人用细铁丝上吊，惊惧还未平息，又有人故意钻了汽车轮子了……昔日的劳模精英，技术骨干们想尽各种办法自杀的事件频频发生，没过几个月，便死了二、三十个。这些“牛鬼蛇神”都被停了薪，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是按人头发给每个人每月8块钱吊命的生活费。文化大革命后期，厂里借着“备战疏散”的名义，想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家属和子女一锅端下放到德昌去，无赖地方上坚决不接收，于是就只好在德昌团山脚下建了农场，将这些人举家迁到农场去劳动改造。而厂里的职工则一批批的被派到农场去接受半年或一年期的“锻炼”。那些留在厂里还没轮到迁下去的家属则被厂里辞了职，弄到七号院家属连“劳动改造”，限制了自由，每天打飞机篷布。现在想起来，在那血雨腥风，黑云压城的年代，一些人的人性变得那么扭曲：无法无天，出卖灵魂，草营人命而不负任何责任；毫无真、善、美，心中只有假、丑、恶！文化大革命再继续“深入人的灵魂”，到处都发现了反动标语。教室里的黑板左上角发现“打倒”两字，右下角又似乎有隐隐的、很敏感的几个字；新八号污水池旁的电线杆上有人前一天剐了黄鳝，那血流下，形似打倒“xxx”；大院旁的女厕所墙壁上也发现了“反标”；公路上水牛屙尿，那尿迹似乎也形成了“反标”......一时间，到处都是“反标”，厂保卫科的专政人员便忙得不亦乐乎。学校里也风声鹤涙，专政人员逼着学生们相互怀疑，相互揭发而且越逼越紧。学生们毕竟是孩子，在这种压力下全都没了脑子，竟演化出了各种极端丑恶的行为。有些男同学围着一位女同学抢她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抢了还怂恿狗来咬；有人无端的怀疑一位平时不太讨人喜欢的同学，大家便一哄而上的都怀疑他。于是便有人学警车鸣笛，并佯装警察来抓人，恐吓，威逼这位同学，使其面色苍白，簌簌发抖，惊惧病倒在家里，竟再也没来上过学。厂里整父亲的黑材料转到了四川齿轮厂，他被“专政队”隔离了不许回家。妈妈便用豆豉蒸了肥肉，香香的装在玻璃瓶里让我给他送过去。走在路上，我心里的那个馋啊，总想偷吃，但每次都忍住了，始终没敢吃一片。见到爸爸我问他："你坐过‘喷气式’没有？他们打你吗？”爸爸笑笑，淡然地说：“坐过啊，叫我低头就低头呗，叫我脚并拢就并拢呗！所以挨打少。”后来许是因为爸爸工作上一贯勤恳踏实，被批斗时又“态度老实”吧，川齿厂专政队也搞不懂11厂专政队弄的什么鬼，便放松了对他的看管，允许他周日进城逛逛，但前提是不许回11厂。这太好了！我妈妈就每周日带我们进城去舅舅家，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文化大革命后期，按“复课闹革命”的学年算，我们该中学毕业了（其实没学多少文化知识）。班里一些有背景的同学便有了去处：有参军的，有到剧团的，有读大学的，有到技工学校的……陆陆续续走了好些。我们这些家庭有所谓“历史问题”的孩子每天惶惶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正好，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来成都招收“兵团战士”，让看过《边疆晓歌》的我无比向往。就这样，在成都火车北站，心里装着自己泪流满面的亲人，装着新八号自己温馨的家，怀着为了祖国种橡胶的满腔热情......更为了逃避11厂专政人员对“国民党残渣余孽”子女的歧视,我和有着共同遭遇的一百多位同学，坐上火车，到云南支边，“接受再教育”去了。（未完待续）
左四为邓波
中间为邓波
年12月20日发布责编：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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