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李志洁
题记:
怀着对生活的挚爱，对苦难的感恩，讲述我在大山里教书的苦乐年华。
一
年,我来到浙江省乐清市岭底乡茅盖村，那一年，我才19岁。
这是一个隐藏在莽莽群山之中的小山村。溪如玉带,山似屏风，十几座青石灰瓦的古朴小楼，取暖一样聚居在朝阳的半山腰，袅袅炊烟与缕缕云雾相萦绕，鸡鸣犬吠伴着松涛而流传。绿茸茸的稻田边摇曳着芭蕉翠竹，田间小路上行走着扛锄挑担的农夫。衣着朴素的阿婆们，在清澈的溪水边冲洗刚从田里采摘的蔬菜，岸边平坦的石坝上还晾晒着刚洗好的衣物。解下耕牛、放下农具的阿公们，惬意地靠在竹椅上晒太阳，笑眯眯地看着淘气的孩子们追鸡抱狗，欢快的笑声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
面对这样一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景象，你肯定会情不自禁地赞叹：“这是仙境！”
但是，这里的人们，并不觉得自己生活在仙乡仙境。当时，村里还没有通公路，到最近的湖上洋村坐车，也要翻山越岭走五里多山路。一切劳作全靠肩挑背扛，生活的重担压弯了上辈人的腰背。开始领略到外面精彩世界的后生们，不堪继续忍受靠山吃饭的生活方式，他们纷纷背起羞涩的行囊，满怀对改变命运的向往，沿着逶迤绵长的山路，走出宽厚困窘的大山，到大江南北寻找出路去了。从此，除了春节，难以见到年轻人的身影，常年留守家园的只有老人和孩子。
村里也有学校，很小，小到只有一名代课老师，几名学生。教室是用祠堂改造的，教室旁边，就是村里的磨坊。
这位代课教师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带着几个比他小一点的毛孩子，每日里上课下课，倒也有模有样。上课时，老师教学生用蹩脚的普通话读课文，咬文嚼字，南腔北调，整个村庄都回荡着书声琅琅；下课时，老师和学生打成一片，舞刀弄枪，嬉笑耍闹，俨然孙悟空带着花果山上一群顽皮的猴子。
年春节刚过,眼看就要开学了，可是，这个“孩子王”也不甘寂寞，随着出山的人们远走高飞了，学校濒临倒闭的困境。
没有老师怎么办？这时，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到我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眼看这几个孩子刚认识几个字，又要没人教他们了，怪可怜的。你有文化，你就当他们的老师吧！”
本来，我不想应承下来。因为当时，我的孩子才只有两个多月大，而且正打算跟着丈夫出门经商。如果我答应了，就意味着我将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独自留在与世隔绝的大山里，未来的日子，要经受多少寂寞孤独、艰难困苦啊！但是，当我看到老人们那饱经沧桑的脸庞和那期盼的目光时，拒绝的话无论如何也不忍说出口，竟然点头答应了。
二
可是，当我第一次迈进教室时，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哪里是教书育人的殿堂？简直就是粗制滥造的柴房啊！环顾四周，没有一处不令人触目惊心：头顶没有楼板，房梁上挂满了红薯藤，不时“啪”地一声，从上面掉下一条肉乎乎的小虫子来。窗户没有玻璃，钉着几块已经分不清颜色的塑料布，风吹雨淋，破了几个洞，只好塞上稻草挡风遮雨。墙壁上裂了几条大缝，用几根长木棍横七竖八地固定着，学生们就地取材，在墙面上磨铅笔芯，日久天长，黑光鉴人。教室中间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摆放着几套高矮不一、七扭八歪的桌凳，都是学生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几块木板拼在一起，涂上墨汁，权当黑板，阳光从木板空隙透进来，晃得眼前一片模糊。
骄阳似火的夏季，教室里四面通风，倒是一点儿也不热，但是盛产一种叫“虻蝇虮”的黑色小飞虫，集结成团，无孔不入。尤其是对我这个外地人，更是格外青睐。尽管我穿着长衣长裤，还是防不胜防，不时地被叮着手和脸，皮肤上立刻就会肿起一个红包，而且奇痒难忍，一连几天也不消肿，抓破了就会发炎。
最难熬的是冬天。山里的冬天，高处不胜寒，阴冷潮湿，又没有取暖设备，屋里比外面还要冷十分，我们师生都被冻得瑟瑟发抖，手脚麻木。天气晴朗时，我们就转移到太阳底下上课。阴天下雨时，我们就端来碳火盆取暖。有一次刮大风，火星飞溅到塞窗门的稻草上，马上冒出了浓烟，蹿起了火苗。我们哪里见过这场面？一个个都吓傻了，跳脚急呼“着火啦”！幸亏村民们及时赶来灭火，再加上教室后门就有一个小水潭，才化险为夷。只是窗框上，至今还保留着烟熏火燎的痕迹。
每隔十天半个月，教室旁边的磨坊就要开工一次，每当这时，祠堂里就像赶集一样热闹。村民们挑着担的，端着笸箩的，纷纷来到磨坊磨米磨面，机智的母鸡妈妈也领着一群儿女来聚餐了。锈迹斑斑的柴油磨米机兴奋地吼起来，简直是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就算你拿着高音喇叭讲话，也什么都听不见了。磨米的间隙，老人们会背着双手踱到教室里来视察一番，饶有趣味地听一听我讲课，看一看自己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那些吃得滚瓜溜圆的小鸡雏也会在鸡妈妈的带领下来看望我们，所以，我们得比平时更加一本正经地坐在教室里上课，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公开课。就这样坚持到了晚上放学，米面磨完了，机器停歇了，我的脑袋里却还不折不扣地回响着磨米机的“嗒嗒嗒嗒”声，就像一连坐了好几天火车，哦不，是拖拉机，而且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
三
最大的困难是语言。
当时,我虽然已经能听懂一些乐清方言，会说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但是，要使这些从未接触过正规普通话的孩子能够顺利地理解书本知识，我必须全面学会乐清话，作为普通话的辅助工具。生活中也是如此，我用普通话跟老人打招呼，他们觉得我简直就是个老外；他们用乐清话跟我搭讪，我又好比孤身来到了外国。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不学乐清话都难，否则，无法在这里生存。
温州话（包括乐清话）是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我认为，它简直就是个神话，是温州人发明出来让外地人抓狂的秘密武器。
我要拥有这件秘密武器。
村子里除了老人就是孩子，这无形中为我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学习方言的环境。于是，我就像学习外语一样学起了乐清话。平日里留心听别人讲什么，然后像破译密码似的，赶紧在心里琢磨，有的利用谐音，有的联系意思，每当弄懂了一个新词，惟恐忘记了，不知道要在嘴巴里念叨多少次。弄懂之后，跃跃欲试，也敢模仿着说，常常因为发音不准，听得别人莫名其妙。也经常因为误会别人的意思，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有人指着我的衣服，提醒我上面沾了点土，我却误解成人家夸我的衣服好看，这只不过是件旧衣服，我便说：“穿了有一年多了。”逗得别人捧腹大笑。这就像修改病句一样，倒也歪打正着地学会了三言两语。有些场合，我所掌握的词汇量根本无法发挥时，我就得聚精会神地察言观色，根据别人的情绪，靠点头微笑、摇头叹气及沉思般的停顿加以配合，掩饰自己在语言上的无能为力。
我如此热衷于学说乐清话，老人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我每天一点一滴“学舌”的进步，成了老人们茶余饭后乐于谈论的话题。老人们既好意又仁慈地表示，我结结巴巴的乐清话不会吓坏他们，他们希望让我有在家的感觉，除了享受山里温暖的阳光之外，还能享受他们讲述的古老的故事。因为我是村里唯一的“秀才”，老人们还把我当成个人物，经常与我探讨国家大事呢。
他们问我：“现在国家一把手是谁？”
我以乐清话回答：“郭zá明（江泽民）。”
老人们说：“该名字好啊！郭zá明、苗zá东（毛泽东），都有一个‘泽’（zá），都当上了国家一把手。”
接着，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聊到名字这个话题上去了。
当然，我也不会放弃与学生呆在一起的时间。下课时，尽量用乐清话与他们交流，不耻下问，虚心请教。老师反过来当起了学生，学生们感到新鲜有趣之余，自豪感也油然而生，教我学说乐清话的兴趣非常浓厚，师生间教学相长，不亦乐乎！
乐清话就像古汉语，学校就是“学堂”，回家就是“走归”，很爽就是“爽兮爽”，不知道就是“晓勿得”，听着这些韵味十足的腔调，恍惚间，让人仿佛回到了“之乎者也”的时代。
乐清话很有文采，连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会这样表达：哭得“眼泪婆娑”，摔得“四脚朝天”；我的婆婆说，宝宝的一双小鞋像“两夹蛏”，我的三公说，他有块梯田，面积小得“没个斗笠大”。
听大山里的老人们说着乐清方言，好比阅读一本深奥的古文书籍，里面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想象。
不管怎么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不到半年时间，我终于拥有了乐清话这件秘密武器，课堂上，我的普通话和乐清话双管齐下，有什么难题，都能迎刃而解。
村里人给我的评价是“蛮讲好”。我相信他们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就算是乐清本地人，如果不知道我的老底，也根本听不出我是个冒牌货。学会乐清话，是我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乐清人的标志，也是我继日语之外,掌握的又一门“外”语，更是我引以自豪的一大成功！
小山村也要修大马路了。
四
因为学校只有我一名老师，所以我得身兼百任,日理万机。第一学期，我只有六个学生，还得分成两个班级，二年级和三年级，两个年级的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就是所谓的复式教学。教二年级时，三年级的就得自己写作业，二年级的教好了，三年级的学生作业也完成了，于是又教三年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哪边是几年级，该拿哪本书了。学生们也是，两个年级的课像走马灯似的都听着了，也不知道自己是几年级的了。
我们每天基本上都是学语文和数学，当初我读书时，我的老师是怎么教我的，我就怎么教学生，完全是自学成材。我们没有资金购买现代化的教学器材，我就发挥自己的绘画才能，自制教学卡片和挂图。虽然粗糙简陋，却也给学生带来了新奇的感受。遇到难以理解的话题，我就惟妙惟肖地讲个有趣的故事，或者引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帮助这些见识不多的孩子展开丰富的想象，使他们的学习开始变得兴趣盎然。
我们也上音乐课，我教学生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没有琴声伴奏，是纯粹的清唱；也上美术课，我教学生画花草树木，画小动物，没有彩笔涂色，是纯粹的素描。唱歌画画都难不倒我，因为我天生就对音乐和美术情有独钟，再加上学生们纯净的童音，专注的眼神，使我们的课堂变得有声有色。
我们不上体育课。山里的孩子每天穿梭在山道上，奔波于田亩间，就等于是参加了体育锻炼。再者，经常有老人们站在学校的上坡听我们上课，他们喜欢听到朗朗读书声，不愿意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撒欢儿。我理解老人的良苦用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也不希望让他们误认为我是在玩忽职守、放任自流，于是投其所好，取消了体育课。
五
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的宝宝就放在家里给婆婆照看。每当看到婆婆抱着孩子一路走来，嘴里念叨着“我们的宝贝要吃呗”，我就知道宝宝肚子饿了，婆婆把他抱到我身边来吃奶了。来到一个新环境，宝宝吃奶一点儿也不专心，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两只小脚乱踢乱蹬。奶奶在一旁嗔爱地催促：“吃快！妈妈要上课！”
如果婆婆下地干活,我就得把宝宝带到学校里，用背带背着他上课。宝宝睡着了，我的书桌就是他的临时床铺。宝宝睡醒了，我顾不上抱他一下，他就乖乖地坐在我的书桌上，拿学生的文具盒当玩具，或者用一双胖乎乎的小手扳着窗棂，自学站立、爬行。
宝宝开始牙牙学语了，他的小嘴里奶声奶气地叫着：“桃发（花）开呀（了），杏发（花）开呀（了），姨（梨）发（花）也开呀（了）。”这都是课文里的句子，没想到他耳濡目染，日久天长，竟然也能熟读成诵了。我的宝宝是伴着书香长大的，如果可以这么形容的话。
宝宝开始学走路了，学生们把他抱到祠堂前面的平地上，围成一圈，蹲下身子，伸出手臂，这个说：“到哥哥这儿来！”宝宝就迈开小腿，踉踉跄跄地扑到哥哥怀里；那个说：“到姐姐这儿来！”宝宝又扭转身，迈开小腿，跌跌撞撞地扑到姐姐怀里。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笑声，使这古老沉寂的祠堂焕发了活力，充满了温情。
儿子渐渐长大了，他开始走出我的视线，自己到外面开辟游乐场所去了。他最喜欢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浮满水的稻田边捉小青蛙。我观察过他捕捉的过程，很有趣：他兢兢业业地蹲守在稻田边，发现有一只刚长出两条后腿的小青蛙，就伸手一扑，小青蛙纵身一跃，跳到稻田里面去了。儿子扑了个空，够不到了，但是他不慌不忙，顺手拾起一个小土块，“啪”地一声，抛到小青蛙的前头，把小青蛙吓一跳，一转身，又跳回来了——正好落入儿子的手掌心。山里的孩子，就是这样，在大自然这个天然游乐场之中玩耍嬉戏，愉悦着身心，积累着智慧。
有时候，儿子玩得入了迷，会不小心“扑通”一声栽倒在水田里。当我听到哭喊声，冲出教室把他从泥水里拉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我儿子了，而是一只小泥猴了，浑身上下糊满泥巴，咧着小嘴哇哇直哭，眼睛还恋恋不舍地追寻着那只趁机逃跑的小青蛙。此情此景，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儿子长到两岁时，因为生病打针，第一次出远门到乡里。看完病，我把他抱到商店的柜台前，问他要吃什么。儿子巡视了半天，才用小手指着柜台里四四方方、油黄嫩滑的雕牌洗衣皂说：
“我要吃那糕！”
六
因为我的坚守，村里人陆续将在外寄读的孩子送回家乡读书，我的学生最多时，达到了15个。甚至还有远隔重重大山的外村学生，他们每天背着简陋的中饭袋，带着满身的汗水，直奔心目中理想的学堂而来！
每当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就要带领学生们走五里多地的山路，到湖上洋小学参加统考。这一天，学生们就像过年一样高兴。家长好几天以前，就把孩子“出客”的衣服准备好了，口袋里还要郑重地装上两块钱，是中午的饭费。学生们打扮一新，兴高采烈地行走在绿草簇拥、野花烂漫的山路上，就像一群快乐的小鸟，当然，还有我这只光彩照人的大鸟。我们的队伍一路行来，引得路边田野里劳作的村民们无不翘首驻足，欣慰地谈论着，亲切地嘱咐着，留下一路款款深情。
我任教的第一学期，我校一名学生的成绩就名列全乡第二名，而且之后的每次期末考试，我们茅盖小学的成绩在全乡都是首屈一指的。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学生的成绩就是对教师工作的最好评价。
在大山里生活的每一个日日夜夜，我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村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不会砍柴，村民们默默地把柴背到我的柴仓里；我不会种菜，灶台上经常摆放着洗净了泥土的新鲜瓜菜；我思念亲人的时候，有人陪在我身边，耐心开导我，为我分忧解愁；我生病卧床不起，有人在床前嘘寒问暖，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搭车到市里去学习，善解人意的司机从来不收我的车费；我的孩子要到乡里卫生院看病，热心的村民们前赴后拥地帮我背着孩子上山下山。有一次刚走到半山腰，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从头到脚都被淋得精透，冻得直打哆嗦，可我的孩子却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暖暖和和，趴在老乡的背上，香甜地睡着了……这些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用点点滴滴的真情厚爱呵护着我，陪我度过那段峥嵘岁月，伴我战胜无数艰难困苦，他们给予我的恩情山高水长，今生今世我不会忘怀！
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了新闻媒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