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期）
从广州出发：当年我的北大生活
□王则楚
考进北大
年是戊戌变法周年，也是北大建校周年，这个巧合本身就意味着北大总是和中国的命运分不开的。许多人把上北大看成是传承北大的光荣传统，立志要做一番大事。而我们中山大学的这些孩子，却几乎都是受哥哥姐姐的影响而上北大、清华的。那个时候，我们中大的孩子在北大上学的，有朱赞琳总务长的两个孩子：朱蔚文在数力系力学专业59级、朱以文在数力系数学专业62级；我们家（家父是王起）两个孩子：我哥哥王则柯在数力系数学专业59级，我在数力系力学专业63级；还有中文系楼栖先生的大儿子邹启苏在数力系力学专业61级（楼栖先生的二儿子邹启光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63级）；王越先生的三儿子王思雄在无线电系61级；黄焕秋教务长的大女儿黄小蓓在物理系61级。和我同届考入北大的中大子弟还有：卢世安在地质地理系63级、蔡少华在化学系63级。后来还有缪慧思在数力系65级；更早的有姜立夫的儿子姜伯驹在数学系（后来成为数学的科学院院士），王越的大儿子王思潮在地球物理系（后来成为我国南京天文台的小行星专家）。这些孩子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能够完成学业，全部回到中山大学，应该是可以对中大的学科建设起到一定作用的，尽管王则柯、朱蔚文、蔡少华回到了中大工作，毕竟不能形成队伍。我是个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孩子，即便在广雅中学初中我也算是成绩较好的一个，但总觉得住校的那种生活太拘束，不够自由，于是考回到家附近的广州第六中学。我上北大主要是因为家里的二姐王美娜已经上了清华建筑系、、三哥王则柯在北大数力系，如果考不上北大，真是就如我要好的同学、中大职工的女儿小何说的那样：要给哥哥姐姐总把你看成小弟弟了。心里并不清楚北大那种“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风气。当然，高一的暑假，父亲在北大编《中国文学史》，让我到北京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暑假。我到过未名湖边，见过那些与父亲一起编书的大师，总觉得到北大念书应该是自己命运的一种安排。报考之后，碰到住在我家对面的姜立夫先生（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数学所的所长、一级教授），告诉他我第一志愿是北大数学系，第二志愿是北大地质地理系，他笑着说，你就是想上北大吧？8月10日，我回六中，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到8月20日才回到广州，而则柯哥哥也就仅仅寄来一个他自己画的儿童节的邮票，就算是祝贺了。几乎家里人对于这个结果都不当回事。近日我才听说，中大的黄家教老师曾对人讲过：“王则楚能考上北大？做梦吧。”因为我在中大是调皮出了名的。上北大看来就是一种“难”，总要让你被受苦受难的煎熬一番，才能够修成正果。在我这种调皮捣蛋的孩子眼里，也许真的就是“炼狱”。我入学的年的夏天，海河流域发大水，京广铁路郑州以北被冲断了好几处，不得不停运。8月26日，父亲送我到现在白云路的广九车站，结果因火车停运而不得不返回。8月31日，一列专门为北京学生返校的列车终于从广九车站开出，但是说的明白：如果郑州以北不能通车，将绕道兰州、宁夏去北京，行程将要5天之久。火车到了坪石，在那里整整停留了9个小时，对着路边清清的北江，火车箱里被炎夏的烈日烘烤得热的要命的我们，都跑到北江游起泳来。到了郑州之后，终于可以朝北过黄河大桥了，才松了一口气。火车在临时用木头搭起的桥墩上慢慢驶过，远处可以看到被洪水冲走、翻倒在河床上的车厢。车速慢的使人感到走在钢丝上一样。直到10月3日才到达北京站，足足走了4天。比正常9月1日的开学日晚了3天。后来看了文化大革命批斗陆平校长的大字报，我才知道他对北大招生的要求是：成绩好、年纪小、大城市来的。他曾经说过工农干部的调干生是“粗瓷饭碗雕不得细花”。结果把我们这些出生不是那么好、有点小聪明的、不那么听话的捣蛋孩子招进了北大。64级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政审就严格的多了。能进北大，我真的要感谢陆平校长。初到北大
年的秋季，那是一个周总理在广州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之后的、开始重视知识分子的短暂时期。北大的课堂是令人大开眼界的，许多大师又开始重新走上讲台，讲起他们自己的东西了。数学力学系的大课老师有许多都是被批判过的，程庆明老师是个“右派”，给我们上解析几何大课,他甚至敢在听习题课时直接对讲习题课的党员老师说，你讲错了，我来讲。主要研究泛函的冷生明教授给我们上数学分析大课，他让我们知道了函数的变量居然还可以是“函数”，尤其是讲到定义一个实数2，是用实数集合里两个集合的交界，一边是大于2的集合，一边是小于2的集合，准确而简单明了。被定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丁石孙老师（后来他当了北大校长、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给我们讲高等代数大课，不仅让我们把矩阵当成数一样可以运算，还知道了各种形态的矩阵在运算中的特点，各种几何学其实是可以归纳为其不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已；……至于各种选修课、讲座就更精彩了。哲学系的冯友兰先生开了《唯心主义》的选修课，到数学系做过讲座，开宗明义就讲：有的人说“实践-理论-实践”，我讲的是“理论-实践-理论”。他说，笛卡尔创造了直角坐标系，你们知道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上帝是存在的”吗？莱布尼兹是符号论的创造者，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他们都被说成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都有着很大的成就。而欧洲唯物主义的代表狄德罗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大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什么是大百科全书派？就是拿别人的东西编编的人。唯心主义能够最大的调动人个人的能动性，值得学习研究。使人终身难忘。这样的讲座校园里到处都是。学校里各种运动队、文化社团、棋队都十分活跃。我们宿舍的张广禄是棋队的，那天赢了对手，回来在梦里还“抹了，抹了”的大喊。当时大松博文还来过学校示范过大运动量训练女排，以至于那位时任全国羽毛球协会主席的林教授，在体育课时，还让我们肩扛着举重的杠铃跑米。我参加的学校游泳队，有苏联队女教练，还有北京体育学院的研究生毕业的教练，游泳队里也学习日本女排大运动量训练，每周三训练的时候，要沿着未名湖南边的小山坡，来回的跑米，在上坡的台阶上还要进行蛙跳。周六的哲学楼阶梯教室里有音乐讲座。我听过老师一边播放《环球》唱片，一边讲述着《鸽子》这首曲子在环球不同国家的乐器演奏效果。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还带着《早春二月》到学校来边放电影边讲解他导演的灵感：《早春二月》的片头是回乡的船舱的窗户，窗户的边上是拖地的地拖等杂物，而窗外随着船的行驶连续变换着非常美的景色。窗户的灵感是受他老师、《复活》的导演在《复活》里使用钥匙孔的启发。而景色变化的美和窗下杂物的乱的对比，则是受恰恰图梁的假面舞会圆舞曲的启示：大旋律是悲伤的、缓慢的、低沉的，而小旋律则是舞会的、欢快的、热烈的。影片《早春二月》就是一个大环境很差下面小环境的美。他还当场问大家有没有听过恰恰图梁的《假面舞会圆舞曲》，“没有？”于是就亲自播放他带来的唱片。一堂讲座下来，真是一次艺术享受。他说他准备以《早春二月》去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但随着后来文化大革命风暴的来临，《早春二月》和《逆风千里》在文革前夕就已经成为“大毒草”了。刚入学的那个时候，主要是上课学习，功课也非常紧张。记得李德伦带着中央乐团来北大演出，连大饭厅都只坐了一半。演出结束时，他讲了，希望让他们多来演出。倒是那些批判的影片大家却争着去看，如苏联修正主义电影《第四十一个》《雁南飞》。那个时候，同学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大，大家都十分努力学习，互相之间非常友好。我在数一（一）班，同宿舍的有我和麦邵文、刘燮周和张广禄，只有我和从江苏农村来的刘燮周不是团员。我是年初出生的，在中学算年纪偏小的，但到了北大，我算是班上偏大的了。最小的同学浙江来的陈理，甚至是年生的，才16岁，刚刚脱掉红领巾。我开始时曾担任过数学分析的科代表，要到女生楼去收作业本，敲门，说在洗脚，要等一等，结果一等要几分钟，她要穿好鞋才能见人。我这个南方长大、整天赤脚走路的人，才知道女孩子的脚是不能见男人的。怪不得，我从当时的二姐家，赤脚走到动物园公交站时，沿途有那么多人好奇的看着我。冬天来了，要缝被头，我根本不会，还是同学靳桂华教会了我把大部分线埋在棉被里的办法，让被头不容易被蹬断线而脱落，可以整整用一个冬天。初到北京，最难的还是吃饭，南方天天吃的大米，在这儿成了精粮，一周才能吃上一次，大部分时间是吃粗粮，白面馒头属于精粮。大部分粗粮就是玉米粒窝窝头。名字起得迷人：加点红豆一起蒸的窝窝头叫“珍珠塔”，白色玉米面和黄色玉米面捏在一起的叫“金银塔”，纯黄色的叫“黄金塔”，但是我咬起来就是怎么也咽不下去，一盘有汁的菜都吃完了，窝窝头还在嘴里打转，没能咽下去。那种用生面加进发面里蒸的馒头，很饱肚子，嚼起来有嚼头，和我们南方软软的全发面馒头没法比，还起个名字叫“山东高庄馒头”。但是，粗粮、馒头对于我们南方同学来说，是极其养人的，一年过去了，我回到广州过暑假，身体明显的壮实了不少。到年，我们的伙食标准从12.5元提高到15元，我也已经熟悉北方的面食了，才感到这里的饮食业很有特色。那时，家里给我和哥哥的月费用是25元，而最高的助学金的19.5元，相比之下，还是有些结余的。周末，我会与我们班的调干生（拿工资读书的同学）、还有广东来的同学，去海淀的小吃店喝啤酒、吃小菜。有一次还吃了“驴钱肉”，这是驴的鸡巴卤了，切成中间有个洞的肉片，像以前的铜板。北大周边的小吃还是很有名的，不少的菜牌里菜名后有“章品”的标识，这都是比较好吃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北大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会上中文系张廷谦教授，也就是与鲁迅先生有通讯来往的“川岛先生”，他“竹筒倒豆子”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我让老百姓多花了许多冤枉钱，因为饭店里的菜，由于我写上“章品”两个字，结果就价格升了一倍，我有罪！我才知道这些菜有名是因为受到章廷谦这样的美食家的肯定。要是在今天，他比蔡澜要有名得多。初到北大，最令人兴奋的就是十一国庆节的游行和天安门的晚会。参加十一游行是每个新生的愿望，一般都可以参加。天不亮就起床，二三十辆32路的SKODA一口气把大家拉到王府井大街西边的皇城根,。当时的32路公交车，全是捷克的SKODA，虽然国家燃油很缺，很多公交车都顶着个大煤气包，它还是只烧汽油。大家在北京秋天早晨的寒气里席地而坐，等待着好几个钟头后的游行。游行队伍前面走的是仪仗队，是选出来训练一个季度以后的学生组成，70人一排，操着正步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我在“文革”复课后，参加过年建国二十周年的游行仪仗队，接受过这样的训练。他们簇拥着国旗、国徽。举着红旗走在最前面。随后是各种彩车，最后才是群众的游行。群众游行的尾，是放飞鸽子和气球，广场上的人群涌向天安门。游行之前，学校送来早餐，是面包和一段手指粗的香肠，这在困难时期刚过的63年，是十分好的美食，以至于多少年过去了，还总觉得再好吃的香肠也没有那个好吃。游行队伍散了回学校休息不到2个小时，再一次被汽车拉到天安门广场，这次是去参加晚上的联欢晚会，最主要的是跳集体舞，这种集体舞是内外两圈人不同方向转着，跳的一样的舞，但总会换人。如果不断的有人插进来，那么就会换不了人。我们刚好和空军政治学院的学员在一起跳，他们许多都已经是校级军官了。和我一起跳的就是其中一位，由于没有换成人，跳了几次都还是我和他在跳，他显然不觉得有兴趣，就离开了跳舞圈，拉着我去吃他们发给每个人的京白梨，真是好吃极了。最后就是放烟花。放完烟花就散场了。我们北大联欢的位置在金水桥边，离天安门是最近的，但还是看不到城楼上的毛主席。即便这样，知道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总理就离我们那么近，还是非常兴奋的。回到学校往往都12点了。初到北大，许多同学有离开家的孤独感。十一国庆节假期，同学们都一起在校园、颐和园、北海、天安门等风景名胜处照相，寄回去给家里报平安。然而，由于哥哥王则柯也在数力系，我们都住在28楼，我住4楼，他住2楼。我小学的同学岑运华他们家从中大调来，住在燕东园，我可以找他玩。大姐、二姐、姑妈也都在北京，在假日我可以到这些亲戚家走走。加上我中学在广州一个人过惯了，尽管每天是食堂、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我还是没有别的同学那种离开家的孤独感。反而，觉得周六要到大姐家、二姐家、姑妈家去，比较远，要转车和步行，并不那么渴望，觉得留在学校陪同学玩更自由一些。十一之后，很快就是中秋节了，那天傍晚，我和则柯到颐和园赏月，在昆明湖的西岸向十七孔桥走去，看见一个披着军大衣、带着没有帽徽的军帽、魁梧的人，背着手、大步向大门走去，身边后面跟着两个同样穿着没有标志军装的年轻人。在经过我们身边时，我们认出了他是彭德怀元帅。早就听说，他住在北大西边的解甲屯，果然在我入学的那个中秋节，望见了他。学习上，与中学最大的差别就是每种课程上课的地点不一样，要找课堂上课。我们数力系的大课多数在哲学楼的阶梯教室上。数力系的数学分析和解析几何、高等代数与其他各个理科系，如物理系、无线电系、技术物理系是不同的，但上课课室就都在这里，仅仅是楼下和楼上之差。他们解析几何讲的是直角坐标系，而我们讲的是放射坐标系，课程都一样叫解析几何，但内容和深度显然不一样，他们数学课程的角度就窄得多。同样的，我们的普通物理课要到物理楼去上，也没有他们那么系统。有一次，上解析几何课，我跑错了教室，恰恰物理系也上解析几何课，中间课休，到教室外碰到同班同学，才知道自己跑错了教室。其次，就是到图书馆上自习，早早的就要把书包放在座椅上占位置。我常常是占不到位置，因为我下午往往喜欢打球和去运动队训练，只好在第一教学楼的课室里自习。有时就干脆在宿舍里自习了。有一次，我在宿舍自习，嘴里还吃着零食，数学分析的大课老师冷生明先生推门进来，我连忙吐出零食，站起来听他询问。幸好我正在复习他很得意的“函数的变量可以是函数”的部分，他很认真的为我再次讲解泛函的概念。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很少的。但年级辅导员就不同了，我们的年级辅导员是黄少云老师，他是函数论教研室的老师，是共产党员，和我们一样住在学生宿舍里，同学们有问题可以随时找他答疑。北大的政治风云
时间到了年和年。这段时间，与苏共的论战随着九评的发表，步步升级，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反帝反修的斗争占了主导地位。中宣部以许立群副部长为首的四清工作队进入学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学校里的政治气氛从63年宽松的“劳逸结合”，转到了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上来了。到了年底，随着八届十中全会重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学校里的风气就不断地向左变化。我们学生虽然不知道什么中宣部工作组到北大搞四清以及与陆平校长的矛盾，但明显的感觉到下乡劳动多起来了，政治学习多起来了。一年级我们就到过南苑附近的农庄去插秧，冬天去过石景山钢铁厂搬运石灰，春天也去过六郎庄劳动，还去过清河毛纺厂的车间劳动。劳动安排的时间，短的两三天，长的也不过一周时间，印象不是很深。只有二年级末到北京昌平北庄的劳动印象深刻一些。首先是步行拉练到北庄，其次是分别住在农户的家里，劳动是上山摘果子、割草、喂牲口，我们可以和当地的青年充分的交流。那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由于他父亲在抗日游击战争中被怀疑通敌而被镇压了，所以，总无出头之日。但是村里对他还是不错，没有把他列为黑五类的孩子。原来，他父亲是当时党支部的成员，仅仅怀疑通敌，在没有弄清通敌事实的情况下，转移时间紧迫，只好执行了枪毙。后来根本没有证明通敌的真凭实据。可见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严峻与复杂。我们的同学还和农村的孩子一起背起了粪筐，边走边拾牛粪，知道农民肥料得来不易。这段时间，主要讨论的就是“两千个同龄人才有一个人读大学，一千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我们怎么做才能对得起养活我们的农民。我这个时候开始犯胃病，痛得我受不了，班上的同学把我留在村庄里休息。让人感到很温暖。离开的时候，村里的青年和我们都成了朋友，多年之后，已经是“希望“电脑总裁的同学还带着在北京的同学，再次到北庄探望那些已经同样变老了的村民。毛主席提出“要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后，学校的民兵的训练已经开始常态化。每个年级就是一个连，一个系就是一个民兵营，每天一早就排队跑步操练。向工人、农民学习，主动参加劳动，改造自己，成了主流。这段时间，年级里已经开始有学生党员，还建立了年级的党支部。团支部的书记已经是党员。这时，我们已经分专业了，我主动选择了保密性强、和国防建设密切相关的力学专业，宿舍的舍友也改成了来自北京的师继承和傅永祥，他们一个是手球队的，一个是武术队的，我还在游泳队。不少同学积极要求入党。班上已经有同学主动到锅炉房帮工人烧锅炉了。我这个非团员，也要争取入团，因为力学专业毕业，许多人要去一些保密的基地工作，不是党员、团员很难有机会分配到那些单位。有一段时间，我的脚做了挖鸡眼的手术，绑着绷带，虽然很痛，为了表现积极，争取入团，我还是自觉坚持出操，回来一看，血都把绷带染红了。国际形势的教育也日渐强势，记得年跟随西藏平叛部队进行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北大中文系毕业生的郭某某，到学校给大家作关于中印边界反击战的报告，详细的说明了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西藏的藏独势力，而是印度不愿意就西线与东线的领土交换、彼此互相让步进行谈判，一意孤行要侵占我国领土。自卫反击战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让他们再也不敢来挑衅了。班上有个别文娱积极分子参加了大型历史音乐史诗《东方红》的节目排练。这部大型历史音乐史诗的合唱演员，都是从各个学校的合唱队里抽出人来组成的。一天，演出之后，周总理向他们宣布了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消息传到学校，师生们高兴得跳起来，校园里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口号声响彻云霄，直到天亮。过了不久，苏联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变动，好像真的是原子弹一响，苏修头子就下台。“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响遍校园，大家都在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又要写学习心得、又要做好事的风气漫延在校园。除了读毛主席著作外，我还开始读马列的原著，《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就是在这段时间很有兴趣的阅读了。书里被引用的伏尔泰的话：“宗教对于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的秩序是有用的，即使没有，也要创造一个出来”，特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做好事，就是争着去做帮助别人的好事，例如到锅炉房帮着工人烧锅炉、到食堂帮着一起包饺子，争着去打扫厕所的卫生等等。这种迫切要求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愿望，使我甚至在暑假回家时也找机会到中大对面的电机厂和拖拉机厂去主动参加劳动。在电机厂的机罩工段，我问那些女工，越秀山的广州电视塔看到过吗？她们的回答是：哪有闲功夫管那些事，要顾着买条排骨，一把西洋菜，回去煮个汤。在拖拉机厂的热处理工段，我看到我的小学同学何炳洪是怎么在平板上用手锤敲打，来消除拉刀（用于拉孔内线槽的刀具）因热处理而产生的应力变形的。此外，就是要求各项工作要做出成绩。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成绩不好，是很难说是进步的。大家都想学习上得到5分，但在北大数力系这是很难的。老师总是让有的学生不及格。用他们的话说：考试题应该出到有20%的同学不及格，考好了，不是你们学得好，而是老师的题目没有出好。例如，数学分析的口试，一位同学抽到：柯西定理在微积分的建立上的作用是什么？你讲了一大堆有什么用，但正确的答案是：没有柯西定理，微积分就已经产生了。你没有微积分史的基本训练，根本就难以得到好成绩。而为了在游泳队出成绩，我们还自觉把下水训练时间提前到五月一日，面对五一还凉风飕飕的红湖露天游泳池，我们下水之后，感觉手脚都冻僵了似的，马上拼命的手脚并用，终于游到终点。同学之间批判“和平演变修正主义思想”的事情开始发生，一位同年级同学一年级时讲过：“我看着燕南园，想着有一天能住进燕南园”，后来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被批判说成是要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于是我这个不想问政治的调皮鬼，也要“斗私批修”一番。力学专业的保密教育也开始强调了。那个时候，中国最大最好的风洞实验室，归属我们力学专业，在我们物理大楼北边。许多的实验，包括导弹的弹头模型、歼击机模型都会在风洞进行实验。做保密性强的实验，必须挂上“实验正在进行，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次，我们力学专业的学生在物理大楼上理论力学，课间溜达到风洞实验室，大家见没有挂牌子，也就进去了。一看，正在对一个弹头形状的模型在做实验，马上退了出来。但做实验的一位上尉还是拉着我们到力学教研室去，认为我们违反了保密条例。正好周培源先生在那里，他是力学教研室的创始人，著名的力学家，许多国防科委的专家都是他的学生，上尉见到他，立即立定敬礼。周培源曾经在划船比赛中担任裁判长，当北大队与清华队发生碰撞时，对这次影响到北大是否得冠军的失误，他会说“碰撞是相互的”，各打五十大板，让北大得到了冠军。他得知这次风洞实验没有挂警示牌后，不仅没有批评我们，反而说做实验的军人：先不要说学生怎么会泄密，先说说如果学生在风洞里受伤，你付得起责任吗？这事就不了了之了。陆平和中宣部许立群四清工作组的斗争，经过七十天“国际饭店”会议，据说在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的支持下，终于把聂元梓那一伙跟着工作组走的压了下去。在65年的“五四青年节”，全校在五四运动场举行了篝火晚会，陆平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又再次走上了主席台。我们数力系的总支书记是铁道部长吕正操的夫人刘莎，当然和陆平这个原铁道部副部长是一头的。系里党总支和党员都觉得自己站对了队，不管是教学、科研、思想工作都推进的很快。暑假就有了“昌平北庄”的劳动锻炼。这个地方正是陆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吕正操领导下任京西游击队司令时的根据地。那里的老百姓还记得他们的陆司令。在号的日子
力学专业在65年秋，搬到昌平的号去上课。从此，我们力学专业、无线电系、技术物理系就总在一起，直到“文革”后在汉中的分校毕业。号在昌平到南口的公路上，一条岔路向不远处的山坡延伸，岔路上的牌子是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一种保密的感觉油然而生。号在山边一溜盖起来四栋学生宿舍，较之原来海淀老校区的28楼，显得宽敞。每层楼都有个较大的阅览室，我们可以不必去图书馆抢位置了。每个房间的层高也高一些，而且在门的上面有一个像火车卧铺车厢那样的放行李的格子。从宿舍向教学楼走去，路的两边右侧是篮球场、排球场，左侧是游泳池和图书馆。篮球场是四个标准球场一排排起的一个大平地，四周有高起十几公分的土坝。一问，才知道在冬天浇上水，冻起一层冰，就是一个很好的天然溜冰场。教学楼是个F形的高大建筑。“文革”中，批判陆平的时候，说这是北京大学的“北“字的一边，总体设计建好后，地铁会修到昌平，飞机在空中飞过，可以清晰的看到地面由高大的教学楼组成的“北京大学”几个字，这是陆平要把北大建成中国的太学的“罪证”。号不仅有北大的理科几个重要的保密专业：数力系的力学专业、无线电系、以及由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组成的技术物理系。我们力学系主要有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和一般力学三个专业。其实一般力学并不一般，它主要研究导弹、飞船、卫星的定向用的陀螺。无线电系除了雷达，声纳，还有计算机专业。号还有清华大学的，主要是搞核反应堆的，据说当时他们已经建成了零功率反应堆，是研究核反应的主要实验室。两个分校互相之间可以望得到。但随着“备战”要求等级的提高，两个分校都要搬到大三线去，清华的分校一早就确定要建在绵阳，而北大的则要搬到汉中去，绵阳和我们以后要去的汉中就相去甚远了。进入教学楼，需要出示学生证，没有学生证、没有工作证是不能进入教学大楼的。而且上课的教材和听课的笔记等不许带出大楼，复习和做作业要到教学楼去，每层宿舍的阅览室只是阅读非专业的书籍，真正是个读闲书的地方。这样的保密教育下的上课，要想在课余时间重温课堂上的内容，必须要有听课时默记的能力。教材也从原来多数采用俄文版的教材转为采用我们学校自己用灰色再生纸印刷的自编教材。课程主要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理论物理》以及《材料力学》，但老师的讲课里已经对当时的科技工作的前端有所接触。在搬到号之前，这里只建好了这半个“北“字那样的教学楼，学校里树木还没有长大，驻扎着守卫号清华和北大两个分校的解放军一个连。他们在操场的坡下自己养了猪。分校只是用铁丝网围起来，并没有完整的围墙，钻出去就是农民的柿子园。再往前走，就可以到十三陵的大红门。搬来以后，除了到教学楼上课之外，就是开会学习。虽然三年级的课程已经接近完成基础课的课程，但疯传我们很快就要下乡搞四清，大家都抓紧时间到周边去游玩。十三陵当然是首选，参观过定陵及其地下宫殿，看过出土文物的展览，那神奇的偶然发现过程像命运注定的一样，那编织的十分精美的金丝皇冠使人记忆犹新。还有同学就步行到建有坦克实验场的南口转乘火车去居庸关长城游玩。65年暑假，我回到广州，天天到珠江逆水游泳，加上教练教的动作要领，我的蛙泳成绩有了很大提高。回校后参加了高校游泳比赛，在非体育学院和专业的学生参加的初赛上得了那轮赛组的第一，但还是没有能进入下一轮的比赛。而在号分校的游泳比赛上，我就拿到了蛙泳的冠军。实在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的实际水平在广州六中连班上的前几名都进不了。分校的学校周围还是荒山野岭，晚上可以听到狼的嚎声，近一点的据说夜间巡逻的军人和民兵还可以看到狼绿色的眼睛。就有同学因为到附近的山里玩，迷路之后，掉到一块岩石上下不来，一直到第二天才找到。那些荒山真的是连树都不长的荒山，山下的校园水泥路两边都是烁石般的鹅卵石。植树是每个到号的人都应该做的事。每棵树要挖坑换土种下去，还要在树根部围起一个圈，浇水一直浇满，让水慢慢渗下去。只有树根长到扎进原来的烁石土里才算是成活了。在号，我们还学习中央关于四清工作的二十三条，这是为下乡进行四清做准备的工作。当时，先有前十条，后来又有了后十条。二十三条就是为了纠正后十条的“形左而实右”而制定的。不久，“十一”以后，我们三、四年级的同学就乘火车到四川的资阳县四清去了。在去四清之前，我的入团申请终于在班上团支部会议上通过了。四川资阳四清
年的十一月，我们北大的四清工作队乘火车来到四川，总团设在内江，总团长是当时学校的团委书记刘昆，他是又红又专的典型，是团中央委员，他是陆平校长、彭佩云副书记培养的，“文革”开始就被打倒，文革后曾担任中纪委副书记。我们数力系力学专业三年级分在资阳县，这里比内江更靠近成都，所以没有到内江就先下车了。资阳县城的房子基本上是石头的墙加上木头的门窗。大块的石板竖在石头槽里就成了墙，比起农村的泥墙还是好多了。资阳与简阳、乐至相邻，但农业生产的条件最差。俗话说：“简阳的土，乐至的田，资阳的石头不花钱”，那种油页岩的石片到处都是。这种地质条件，其实是天然气储量比较大的表征。当时在这里钻井勘探天然气的钻井队就曾经发生井喷，英勇抢救成功，获得国家的嘉奖。但是，当地的农民因此种庄稼的条件差。在县城稍作停留后，我们班被分到资阳县边远的高龙公社，公社在一个小高坡顶，下坡后还有一片平房。当地年轻的工作组员把我们从公社带到工作组所在的大队去，被称为“政治学徒”。我和杨绍武同学在一个大队，我们的工作组组长是隔壁简阳县养马河镇的供销社主任，两个“政治学徒”也是简阳县人。我分派到走过一段陡峭山脊后才能到达的小队，围着山坡下的一小片梯田，散住着十来户农户。据说，这里闹过土匪“铁血团”，农民被欺压的很苦。我与一个已经是劳动力的孤儿住在一间房子里。房子只有门，四周都是泥墙。一边是我和他睡的床，一边的墙上，一颗钉子上用绳子绑着一头猪。没有猪圈，怕被偷了，白天拉出去，晚上绑回来。有一次，我拉着他出去参加小队的学习，把猪绑在房子里，因为是白天，猪就拼命挣扎，结果把钉子拔了下来，在屋子里乱跑，搞的非常狼狈。小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到公社所在地集中办学习班，要大家自我检查，交代“四不清”行为，也叫“温水洗澡下楼”。我们在队里则是“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一个老奶奶向我叙述了饥饿的痛苦，说的泪流满面，我当然以为是控诉“铁血团”一样的国民党，就选择她作为诉苦的典型。向组长汇报后，在村里召开了诉苦大会，请工作组组长参加。诉苦会开始后，一直都很顺利，但后来老奶奶话锋一转，说最苦的是“伙食团”的时候，那时一点吃的都没有。为了到河对面的麦地里摘点麦穗，饿得走不动路，爬在木桥上，一点点往前挪。我听了就振臂呼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哪里想到，组长站起来大声说，今晚就到这里了，散会！事后他批评我说：你知道“伙食团”是什么吗？那是大跃进的时候搞的“大食堂”！我们小队的队长，深刻检查了自己“多吃多占”的错误，组长明确地跟他说：你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最多给个“留党察看”处分。让我们按留党察看整理他的材料。但是他回到队里就到处讲，他还会是队长，如何如何。反映到工作组，就认为他阻碍发动群众，破坏四清运动。组长就说，这是敌我矛盾，要按“开除党籍”整理材料。其实，还是那些材料，无非是吃了队里的鹅，分了队里的口粮，多算了工分。但他知道后，又到组长那里哭哭啼啼的承认错误，发誓不敢了。组长又让按“留党察看”整理材料了。随意得很。这么个小山村，虽然有人坦白在困难时期有偷邻队的麦子，有偷砍过树木去卖，但能有什么阶级敌人？在我正发愁的时候，队长来了，指着光秃秃只留下几棵小小的柏树的山头，说柏树怎么都砍光了？那些就是阶级敌人干的。他把几个坦白有砍树的农户找来，训斥道：你们知道柏树是什么物资吗？那是国防物资，你们砍柏树，就是破坏国防建设，帮蒋介石反攻大陆。这是非常严重的，砍过多少棵，必须说清楚，卖了多少钱，要一一退赔。这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过了一个月，我们工作队把学生集中在高龙公社学习，最重要的是休整两天，打打牙祭。一个多月，我都是和三同户同吃同住，每天吃的就是红苕，也就是广东说的番薯。到高龙公社的山顶路口，有一间面点，我们有时到那里买面吃。四川的担担面是有名的，但都辣的很。你要是说“大红”，那就是多放辣椒，你要是说“免红”，那就是不放辣椒。当然，大家也会互相交流一下工作的经验，比方说，某个同学工作很出色，受到工作队的表彰等。也听到一些荒唐的事，例如一个农民的名字叫毛少奇，居然斗了他一番，你怎么可以把两个领袖的名字都用了？他哭笑不得地说，我哪里知道爸爸为什么给我起这么一个名字。这个时候，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犯的厉害，已经开始拉沥青一样黑色的大便，身体经常显得没有力气。很快就到了春节前，过冬的小麦已经种完，工作组也休假回去了，我们大部队集中到资阳县城休整。这里过年的气氛十分热烈，各种食品也非常丰富，而且很便宜。两毛钱就可以买一斤像广东南乳花生米那样的香脆花生米。晚上，他们舞龙，把铁水用勺子挖出来，在铁水滴下来的时候，用木板朝天上猛打，满天的烟花就在天上飞舞。大家都想着四清会很快结束，回北京的日子不远了。也有的同学开始注意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认为有大事要发生。医院认真地看了病，查出我是十二指肠溃疡引起出血后，学校的领队老师同意我到成都进一步检查，于是在休整的时候，我去了成都。很快得到了确诊。看病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到成都，抽空参观了杜甫草堂，在那里我拍下了照片。回县城的路上，我还专门去了一次养马河，看望了一起工作的“政治学徒”和组长。在得到学校同意后，我离开了队伍，回广州家里休息，同行的还有一位同样胃溃疡出血的四年级上海同学。回到家里已经是年的春季开学了。休养期间，我还到中大中文系参加过他们学习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听到父亲与连珍先生关于这次运动比反右还要厉害的谈话。问了从香港来参加广交会的四叔，知道世界上最安居乐业的是北欧的瑞典等四国。在接到学校的通知后，我从广州乘车北上，特别绕到上海，看望了一起回家休养的、家住上海师范学院的同学，再经过泰山，在山上的庙里停留了一个晚上，看了雾蒙蒙的日出之后，望着南天门两边“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康生七十一岁左手”的对联，一种将要发生天翻地覆大事的预感油然而生。回到北大，在大饭厅旁等回号的班车时，亲眼看到有人把“宋硕(当时是北京市教育工委书记)、陆平、彭佩云到底要干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6月1日，在号校区，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毛主席称它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我知道，陆平倒台了，我在北大文革前的日子也随之结束了。—END—作者
王则楚，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聘参事，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特聘委员。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广东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省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因坚持“广州洛溪桥取消收费”提案并最终成功而闻名。其父王季思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
王则楚文章精选
◎我的母亲
◎我亦万元户
◎父亲王季思的诗友情缘
◎我在北大的文化大革命经历
余音工作室编辑制作如能阅读至此，或可予以鼓励？